当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抗已不仅仅是军事实力的对抗,而是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双重对抗。战争需要经济实力作为依靠,而发展国防也要兼顾经济,两者之间紧密相连,经济强国与军事强国逐渐合二为一。1991年苏联经济崩溃,国家解体,意味着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组织冷战失败,究其原因,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失衡是造成这一败局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后,为避免重蹈覆辙,世界各国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都给予极大关注。然而,由于国家资源有限,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之间必然存在权衡。因此,为最优地配置国家资源,实现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各国都进行了不同的探索,如美国选择“军民一体化”战略、俄罗斯选择“先军后民”战略、以色列选择“以军带民”战略以及日本选择“以民掩军”战略等,各国都希冀通过实施有效的国防战略来统筹两者发展,实现经济强国和国防强国的统一。中国也不例外,自建国以来,先后经历了“三线建设”优先发展军工部门时期、“改革开放”优先发展民用部门时期,以及2007年后以军民融合部门发展为重时期,且2015年习近平同志将军民融合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期将国防工业构建成为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这种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的关系使各国学者投入大量精力对其进行研究。但通过梳理文献,我们发现当前大量的研究主要从宏观角度对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论述,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国防支出的经济效应,但不足以探究其对经济发展的深层影响机理。事实上,国防支出的中微观经济效应更能揭示国防支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然而,目前对中国国防支出的中微观经济效应研究较少,且相对分散,因此本文从中观层面切入,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研究国防支出对不同部门经济效应影响。实际上,中国长期以来的武器装备生产都严重依赖于国家实验室、国际科研机构及军工集团等军工部门,而对非军工部门的依赖程度较低,甚至可能阻碍非军工部门的发展。基于此,本文认为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国防支出的经济效应做详细地部门探讨和比较,因此本文在研究国防支出影响各部门经济效应的过程中,通过分析哪些部门受益于国防支出,哪些部门受损于国防支出,更加有利于了解中国国防支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助于剖析国防支出的经济效应。为厘清国防支出影响各部门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本文根据各部门与军队建设联系紧密程度的不同,将经济体系分为军工部门、军民融合部门以及民用部门,并根据“国防支出——市场冲击——经济效益”这一逻辑框架,具体分析国防支出的部门经济效应,具体而言,本文从国防支出对各部门的供给冲击出发,首先分析了中国国防支出对各部门劳动生产率、技术创新效率以及总供给水平等供给方面的影响;接着分析了中国国防支出对各部门的需求冲击,包括对各部门政府购买、私人投资、私人消费以及总需求水平等的影响;最后,本文利用局部均衡模型,综合分析了中国国防支出对各部门经济效益的影响,并通过双重查分模型（DID）对军民融合战略实施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相应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第一,在部门分类方面,本文通过借鉴Feder-Ram两部门模型以及美国著名国防经济学家邓恩（J.P.Dunne）关于军用产品与服务的分类方法①,根据各个部门与军队联系程度的不同,将经济系统分为军工部门、军民融合部门以及民用部门。其中:军工部门是指生产纯军工产品的部门,如枪支、弹药、导弹和军用车辆等;军民融合部门是指提供为生产武器装备所必要的商品或服务的部门,如核能、航天工业、军用和商用飞机、船舶、原材料、半导体等;而民用部门则是指生产纯民用产品的部门。第二,在研究中国国防支出对各部门的供给冲击方面,本文主要基于高技术劳动力流动模型和研发投入模型,构建了“国防支出——劳动力流动——劳动生产率差异”和“国防支出——研发投入——技术创新效率”的逻辑框架,从理论机制上阐述了国防支出对各部门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路径及影响差异,同时,本文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以及混合面板OLS模型从实证的角度检验了国防支出对各部门的供给冲击,研究发现:（1）国防支出的增加显著提高了军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但同时也显著地抑制了军民融合部门和民用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这意味着当前我国军民通用性人才供给较为缺乏,导致在提高军工部门对高技术人才吸引力的同时,挤出了军民融合部门和民用部门的高技术人才,引起高技术人才向军工部门的流动,最终抑制了军民融合部门和民用部门的劳动生产率;（2）国防支出对这三部门的技术进步都发挥了正向作用,按作用强弱依次为军工部门、军民融合部门以及民用部门,这一结论揭示了国防支出技术外溢的层层递减效应,意味着国防支出的技术外溢渠道不通畅;（3）与技术创新效率相似,国防支出对各部门的供给水平亦均呈正相关,同时,在加入国防支出的二次项后,国防支出与军民融合部门和民用部门的供给水平呈正U型分布,拐点值分别为7.99和6.12,即国防支出对民用部门的正向作用先于军民融合部门到来,这意味着国防支出对军民融合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挤出效应更强,但最终随着国防支出的增加,我国各部门的供给水平都有所提高,国防支出促进了工业部门的供给侧改革。第三,在研究中国国防支出对各部门的需求冲击方面,本文在厘清中国国防支出融资来源的基础上,基于预算权衡模型、IS-LM模型与信贷市场理论、消费结构以及凯恩斯模型详细分析了国防支出对政府购买、私人投资、私人消费以及总需求水平的影响路径,并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以及混合面板OLS模型实证检验了国防支出对各部门的需求冲击,研究发现:（1）国防支出显著地挤出了教育支出,对卫生支出的挤出作用则不明显,这意味着在编制国防预算过程中,中国国防支出与教育支出之间可能存在权衡关系,但这种权衡并未发生在卫生支出方面,这也佐证了当前中国国防支出对社会人力资本形成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2）国防支出与私人投资增长率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即我国国防支出与私人投资增长的关系经历了先正后负,当前两者之间显现负向关系,即中国国防支出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占据上风,随着国防支出的增加,私人在军民融合部门和民用部门的投资水平下降;（3）国防支出与私人消费增长率之间也呈现负相关,这主要是由国防支出的消耗性属性引起的,消耗属性一方面使国防支出的乘数效应降低,另一方面使人均国防负担增加,最终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私人消费;（4）国防支出与军工部门的总需求水平呈线性正相关,与军民融合部门呈正U型相关,与民用部门呈负相关。即国防支出显著提高了军工部门的市场需求,同时,尽管国防支出对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存在一定程度的挤出,但最终国防支出也提高了军民融合部门的市场需求,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中央军委武器装备部不断加大对军民融合部门的直接采购量（GMCI）,另一方面军民融合部门企业也挤占了部分民用市场,扩大了市场占有率,最终国防支出与军民融合部门的市场需求之间呈正相关。国防支出对民用部门总需求水平的负向效应则意味着国防支出对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的挤出主要发生在民用部门,即民用部门受到的负向需求冲击更明显。第四,在研究国防支出对各部门经济效益的影响方面,本文通过构建“国防支出——市场冲击——部门经济效益”的分析框架,在分析国防支出对各部门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的基础上,利用局部均衡模型,考察了在产品市场出清的情况下,国防支出对各部门经济效益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防支出有助于提高各部门的经济效益,但军工部门和军民融合部门对国防支出的敏感性都更大,国防支出对经济效益的正向溢出效应由强到弱依次为军工部门、军民融合部门以及民用部门;第五,在研究军民融合战略实施有效性方面,本文通过构建DID模型,将总样本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分析了军民融合战略实施前后,国防支出对各部门的经济效益影响是否发生改变。研究发现:军民融合战略实施后,国防支出对军民融合部门和民用部门的经济效益作用发生了结构性改变,但对军工部门的经济效益并未发生改变。具体而言,军民融合战略实施后,国防支出对军民融合部门的正向效应被强化,对民用部门的经济效应被弱化。可见,军民融合战略的实施确实提高了相关产业的经济效益,尽管在这个过程中牺牲了部分民用部门的经济效益,但从长期看,全社会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有助于经济整体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