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在2010年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问题已变得日益严重,环境污染不仅破坏了我们的生存环境,也极大地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已不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现状,急需转变发展理念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个新的难题,如何在经济新常态的经济形势下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并推动中国工业部门的转型升级,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地位。因此,在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关时期,加强环境规制和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是中国工业部门面临的关键问题。对于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研究,已有的学者主要从静态方面开展,认为环境规制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不利于提升企业的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但“波特假说”却从动态角度思考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认为环境规制能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一种倒逼机制,推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引致出“创新补偿”效应,使得“创新补偿”效应在弥补遵循成本的同时,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因此,学者们对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存在争议,尚需对环境规制的动态经济效应进行研究,验证“波特假说”的存在性。故本文研究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全球价值链提升的动态影响效应,基于“波特假说”,从资源配置视角和技术创新视角论证了环境规制是影响全球价值链的关键变量,运用面板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建立可以同时检验长期影响和短期影响的实证分析模型。同时,本文在借鉴已有文献基础上,对全球价值链指数的测算进行了创新。本文运用距离函数来构建生产过程,利用参比评价的方法来求解在增加值约束下实际出口额和最优出口额之间的距离,根据相对距离来建立全球价值链指数,并使用Malmquist指数方法把全球价值链指数分解为全球价值链技术指数和全球价值链效率指数,从技术进步和效率变化等视角出发考察环境规制影响全球价值链的具体路径。本文利用中国省级单元工业部门在2001-2016年的事实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如下:第一,环境规制对全球价值链指数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时期特征,在短期内不利于中国工业部门的全球价值链的提升,但在长期内,加强环境规制却有利于中国工业部门的全球价值链提升,从而验证了“波特假说”的存在性。第二,环境规制影响全球价值链技术指数和全球价值链效率指数的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显著不同,即环境规制在短期内不能通过技术路径和效率路径来提升中国工业部门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但长期内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技术进步是中国工业企业应对环境规制的有效路径。第三,控制变量中,工业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在长期内能显著的促进中国工业部门的全球价值链提升;资本结构、外贸依存度和市场化水平在短期内和长期内都不利于中国工业部门的全球价值链提升。最后,本文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四条政策建议。第一,环境规制的政策应该是长期执行的。短期内,环境规制引致的“创新补偿”效应较小,难以弥补环境规制所增加的成本。但长期的环境规制能激发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提升企业的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第二,政府部门应该建立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长效机制。技术创新作为工业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力,能积极的推动工业企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地位。第三,政府应该优化环境规制的实施形式。如果政府部门能够因地制宜的利用环境税、排放权交易和排污费等多种环境规制形式,给予企业一些灵活度,能使得企业以最优的效率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第四,政府部门要制度化培育创新人才。创新人才是企业提高自身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能把科学技术转化成生产力,提高企业的利润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