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核心的问题是平等。平等主义者认为,平等是一种首要的政治价值,是我们应当推崇的政治理念,因为平等体现着正义。自从罗尔斯的著作《正义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发表之后,政治哲学的主题就逐渐由自由转向平等。当代平等主义内部争论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关于平等之物的争论,二是责任问题。其中所谓的平等之物就是人们试图加以平等化的东西、是平等的标准,或者用柯亨的话说是平等的“通货”。基于对罗尔斯“基本善平等”的批评、修正或拓展,众多学者建构了各自的平等理论,例如德沃金的“资源平等”、阿内逊的“福利机会平等”及阿马蒂亚·森的“能力平等”等。根据罗尔斯的解释,基本善对于每一个理性的人来说都是有用的,无论他/她的合理生活计划是什么。罗尔斯认为理性的人都想要拥有更多的基本善,并且会努力寻求能够公平分配基本善的正义原则,其中差别原则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差别原则主张只有当对社会中最不利者最为有利的情况下,不平等分配才能被允许。德沃金所谈的资源要比罗尔斯的基本善范围更广,关于资源平等一个较为宽泛的定义是:资源平等意味着全部个人私有资源上的平等。可见,德沃金与罗尔斯对于分配什么的理解自然不尽相同,罗尔斯认为应该平等分配的是基本善,也就是自由、权利、机会、权力,收入和财富等;而德沃金认为应该平等分配的是资源,它包括可以被私人占有的任何资源。德沃金想要在资源的分配上实现的目标是“对抱负的敏感”和“对天赋的不敏感”。在分配上,个人要对由于自身抱负等“选择运气”所造成的不平等承担责任,并且这种不平等不应当获得补偿;但个人不需要对自然禀赋等“纯粹运气”所带来的不平等承担责任,并且这种不平等应当获得补偿。阿内逊对传统功利主义的福利平等原则做出了改进,提出了福利机会平等理论,并指出福利机会才是我们应当加以平等分配的东西,而不是资源。阿内逊认为福利是合理偏好的满足,福利机会就是指一个人如果想要寻求某种福利能够得到它的机会。阿内逊用决策树来描述个人所拥有的福利机会。每一个人都面临着一系列不同的选项,当所有可能的生活、历史上的偏好满足期望被相加之后,个人在决策点上遇到的特定范围之内的全部偏好就都被包含其中,如果所有人都面临着等价的决策树,那么福利机会就是平等的。福利机会平等的根本信条是,人们应当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让每个人承担自身选择所带来的的成本,这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一些不平等并不是由于处于个人控制范围内的因素所造成的,那么这些不平等就应当获得补偿。在分配正义的领域里,罗尔斯的基本善和德沃金的资源可以划归于宽泛意义上的资源主义道路,而传统的功利主义的福利平等和阿内逊的福利机会平等可以划归于福利主义的道路。森并不满足与这两条平等主义的主流进路,在平等之物的问题上试图开辟出第三条道路,即实现能力平等。森所说的能力是人们从事不同活动或状态的真正机会和实质自由,也是他实现各种生活方式的自由。森认为仅仅拥有平等的基本善或资源,并不能实现个人追求自己真实的机会,其实具体的个人特征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因为从基本善到实现个人目标的能力之转化深受这些个人特征的影响。能力与功能是密切相关的,所谓的能力意味着在各种相异功能的不同组合能够在人的主观能力与客观条件相结合的基础上获得,并且反映了人们选择这样或那样生活方式的自由。在森看来,人们的生活质量应由他们的成就或是他们的自由来判定。其中成就强调的是人们通过他们的努力所能完成的东西,而自由则强调人们实现各种重要功能的实际机会。森的能力平等侧重于自由,而并不像资源平等那样侧重实现自由的手段,它反映的是人们获得各种有价值功能的自由和他们自己享有的实质自由。除了平等之物的争论,平等主义内部争论的第二个重大问题就是责任问题。而与责任密不可分的两个概念就是选择和运气,责任问题正是由选择的存在而产生,由于运气的存在而变得复杂。当前大多数关于平等的理论都是基于机会的平等从而最终可以归结为某种运气平等,以至于伊丽莎白·安德森干脆为这种理论倾向起了一个名字叫“运气平等主义”。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德沃金和阿内逊,但罗尔斯与运气平等主义的关系也是值得关注的。这种理论的核心理念是这样的,那些由于人们自愿选择而造成的利益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但那些由于人们非自愿的选择而造成的利益不平等是难以接受的。其中非自愿环境包括社会因素(例如一个人出生家庭所具有的财富),和自然因素(例如天生的能力与智力水平)。换句话说,人们应当为他们自己选择负起责任,而由于选择造成的不平等就不应该得到补偿;与此同时,那些由非自愿环境造成的不平等就应该被矫正。人们对某些事情负有责任,但是却不能对所有情况下的所有事情负有责任,而平等就是要创造让人们能够对事情负有责任的条件。运气平等主义涉及到很多问题,包括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的区分、道德运气等等。平等主义内部关于平等之物和责任问题产生了大量的争论,可终究他们认为平等价值是应该坚持的,平等也是一种可欲的目的和至上的政治理念。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如此,很多理论家对平等的基础、公平性及可行性提出了挑战——因此,平等并不是不证而自明的,它也需要证明。对平等的契约主义论证就是具有代表性的论证之一,罗尔斯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人物。罗尔斯对平等的契约主义论证极大地影响了当今政治哲学的发展,但其本身的假设性质也招致了很多批评。他的学生斯坎伦修正和发展了罗尔斯的契约论,并试图抛弃契约论中的假设条件,只是通过有理由拒绝(reasonable rejection)的观念来证成平等的政治理念。平等除了需要基本观念上的论证,还需要制度上的保障。我们以罗尔斯对平等制度的讨论为例,试图重构出一种可能的平等制度来作为借鉴的范本。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对罗尔斯的平等制度进行探讨,一个是政治层面的“民主的平等”,另一是经济层面的“产权所有的民主”,当然这两者是相互关联而构成一体的。罗尔斯称之为“民主的平等”的平等制度是差别原则和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相结合的产物,这种民主的平等实质上是要体现的是一种政治制度上的保障。在社会的经济领域,罗尔斯并不满足于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因为财产所有权的集中,政治、经济生活往往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而“财产所有的民主”包含个别工会、企业等拥有的,带有不同程度工人参与的民主化管理的资本,以及其他生产工具的广泛所有权。相比于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这种制度可以更好地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以及平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