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以学术史研究方法对东亚文化现代化研究的一个历史考察。论文在分析韦伯理论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东亚文化现代化理论的合理内核与困境的基础上，对东亚文化现代化理论建设作进一步的探讨。 论文由三编组成。 第一编梳理韦伯理论及其发展。本编分二章。其中第一章分析韦伯理论和“韦伯命题”。文章认为，尽管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文化现代化研究的开山之作，但其对中国宗教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考察却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色彩。第二章分析韦伯理论的东亚“变形”——贝拉理论。因为贝拉通过对日本现代化精神气质的研究在理论上突破了“韦伯命题”，贝拉对日本德川宗教的研究实际上是对韦伯理论的修正与发展，对其后东亚文化现代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二编是对东亚文化现代化理论的学术考察。文章根据东亚文化现代化研究中各家学说同韦伯理论的关系，将其分梳为应用、批判和自觉三派并展开分析。其中第一章考察以金耀基、森岛通夫、山本七平、金日坤等学者为代表的“应用派”；第二章以余英时、杜恂诚等学者为代表的“批判派”作为考察对象；第三章考察以杜维明、黄俊杰、冯天瑜等学者为代表的“自觉派”。此处旨在通过探析上述三派学术思想中有关东亚文化现代化研究的合理性与局限性，从其学术发展理路寻求经济文化史观建构的核心内容与方法。 第三编围绕如何重构东亚文化现代化理论而展开。本编分三章。第一章探讨如何走出“韦伯命题”的困境；第二章探讨东亚区域现代化的可能性；第三章为笔者建构“东亚经济文化史观”的一些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