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女性的劳动供给情况能够为我国衡量女性的社会地位提供依据,女性参与社会劳动能促进我国劳动力市场人口结构完善,女性能够追求自我发展和经济独立,挖掘适龄的女性劳动力还能使我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不足问题有所改善。劳动力市场正在面临我国经济体制转型、互联网时代信息飞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的调整,这些信号对劳动者有了新的要求,尤其是对面临市场和家庭双重角色中更多扮演家庭角色的农村的适龄女性来说,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所以,基于性别差异和地域差异对我国农村女性劳动供给影响机制进行了细化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兼具的必要性。对国内外相关的研究和理论梳理后发现,劳动供给理论从市场理论到家庭理论逐步深化,在此基础上引入了女性主义理论强化了性别平等的概念。这方面的研究在我国起步比较晚,但是更加的符合我国实际情况。我国学者在宏观经济上更多的关注政策,如:个人所得税、养老保险等大的经济政策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在微观经济上关注了更具有我国特色的家庭资产中房产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文章对“农村”“家庭资产”“家庭资产结构”重新进行概念界定。根据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本文尝试从外部现象到内在本质,宏观发展趋势到微观的行为决策,从劳动供给的动机到结果系统的解释了女性劳动供给的问题。利用中国的宏观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微观数据,首先将性别差异引入,发现教育和年龄等人力资源因素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大于男性,然后引入家庭资产结构的因素发现在农村中土地资产和房屋资产占大部分,接下来在实证分析中应该重点关注。实证研究中根据CHFS 2019的原有数据构建了农村家庭资产结构的指标,运用Logit模型,首先分析农村家庭总资产和家庭资产结构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其次分析农村家庭资产结构是否对女性的非农劳动供给有影响;将我国分为东、中、西部地区,观察哪个地区农村家庭资产结构对我国农村女性劳动供给影响较大,最后是异质性分析,将女性按年龄分类,观察农村家庭资产结构对我国哪一部分年龄的农村女性影响较大。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农村家庭总资产越多,家中女性参与劳动的概率越大且参与非农劳动供给的概率越大,但是在东部农村地区和50-65岁年龄段的农村女性劳动供给受到家庭总资产影响较小。第二,农村家庭资产结构中对农村女性劳动供给影响最大的是农业资产和土地资产,但是17-30岁年龄段的农村女性劳动供给几乎不受这两项资产的影响。第三,属于人力资本的年龄和健康对农村女性的劳动供给影响最大的。第四,收入、消费和女性劳动供给之间相互影响,家庭消费低能够促进女性工作,增加家庭收入,工资性收入高,又会反过来促进女性工作以此来提高家庭消费。根据以上结论,提出对策和建议。第一,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村机械化水平,释放更多的女性劳动力流向城市,提高女性的就业质量。第二,发展农村民营经济,促进女性多样化就业逐步完成农村民营经济的辅导体系,鼓励农村女性创业增收。第三,提高农村金融的普及力度,促进女性劳动力转移,让农村金融起到带动作用,提高农村经济发展环境,带动周边经济发展,形成并延长农业产业链,增加就业岗位,促进女性劳动力就业。第四,提高女性教育水平,增加自身人力资本,鼓励农村地区的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提高高等教育的补贴,增加助学金的名额,严格审核助学金的发放机制,使助学金给到真正需要的人,而不是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