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疫情期间,“大喇叭”在乡村“回归”这一现象引发社会关注。它不仅将乡村大喇叭再次推入公众视野,也提示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大喇叭”的媒介价值。本文以乡村“大喇叭”为研究对象,以其在疫情中的“回归”现象及背后的原因为研究问题。以河北省保定市涞源镇张家村为个案,结合田野调查与访谈资料再现张家村“大喇叭”的社会变迁及“回归”过程。以动员理论为研究视角,分别从资源动员、框架动员与共意动员这三个理论维度入手,全面阐释乡村“大喇叭”在疫情中的特殊动员机制,以揭示“大喇叭”“回归”背后的历史与现实原因。除绪论部分外,本文正文包含四个章节:第一章为“回归”之前:张家村“大喇叭”的“出场”与“离场”。这一章回顾“大喇叭”“回归”前的发展脉络,展现张家村“大喇叭”“出场”与“离场”的过程,揭示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动员机制与作用。第二章为“回归”之时:疫情中的张家村“大喇叭”的回归。这一部分主要通过文本资料与访谈材料描绘“大喇叭”“回归”的实际情形。第三章为“回归”背后:资源、框架、共意动员机制促成“回归”。这一章从动员理论的三个理论维度入手,探讨“大喇叭”“回归”的动因。第四部分为“回归”的反思:乡村动员与传播的新转向。这部分探讨了疫情下“大喇叭”的“回归”对未来乡村动员力量与乡村公共传播力量重构的借鉴意义,并对乡村“大喇叭”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最后,关于“大喇叭”在疫情下“回归”的动因,本文的结论有三:第一、基于对当前乡村传播生态的现实考量,在人口老龄化较严重且公共信息渠相对匮乏的乡村,“大喇叭”是一种必要的动员媒介。同时,结合疫情中乡村传播环境的特点及媒介性质的考量,“大喇叭”在群体相对隔绝的疫情环境中具有声音穿透的优势,因此是一种优势的动员媒介。基于以上两点,“大喇叭”是乡村疫情动员的最优媒介资源。第二、基于历史的考量,“大喇叭”的战争隐喻属性和声音政治能够发挥框架动员的作用,勾连集体记忆,引发文化共鸣,与村民形成情感互动,有效提升抗疫动员效果。第三、大喇叭的声音与抗疫口号能够通过共意的建构规范村民的行为,达到改变行为的效果。最后,“大喇叭”的“回归”有望成为乡村传播体系重构的契机,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