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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把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汪精卫的“和平工作”,以“‘和平工作’的理想和参与者的心理”为视角展开研究,能够勾勒出那段“和平工作”不外露的一面。真实的“和平工作”,是中国的忧国人士跟日本的有识之士,以吴震修的“触媒思想”和救济中日两国老百姓为理想,一起计划的一种“向历史挑战”的尝试。
“和平工作”以1938年1月17日,董道宁、西义显和松本重治在上海会面讨论中日和平为开始。后一阶段,中国的有识之士发现汪精卫是能够胜任、实现这个理想的人,“和平工作”开始围绕“以汪精卫为‘触媒’推动中日和平”展开一系列活动。“和平工作”虽然向前发展,但慢慢变质。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接受助长日本侵略中国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丧失了作为“触媒”的作用,“和平工作”也随之丧失了最初的理想和意义,以失败告终。
“和平工作”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其内在的矛盾:参与者的理想主义、“和平工作”根本理念的不可操作性以及对于日本国家及其执政者的错误认识。同时,考察参与者加入“和平工作”的不同动机,也能发现导致“和平工作”失败的因素。以汪精卫为首,参与“和平工作”的中日人员,无论是民间人士、政府人士还是军人,都并非出于卖国或侵略的企图,而是依据亚洲人的道德良知埋头解决中日问题。但是,日本政府轻视“和平工作”的理想,并没有认真了解双方“和平工作”参与者的用心以及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更由于日本国内政治体制的“毒瘤”——军部势力的膨胀,使得这场民间“和平工作”最终沦为军部实现侵略野心的工具。此外,近卫文麿和汪精卫的种种局限性,客观上加速了“和平工作”的失败。
应该说,尽管计划“和平工作”并着手参与的中日人士怀有高远的理想,可是由于自大愚蠢的日本政府,汪精卫在这场“和平工作”中,连“傀儡”的角色也没能扮演,基于良好愿望的初衷最终成为规模宏大的徒劳。
在“和平工作”中,日本政府毫无信念、不负责任、意志薄弱的政治表现,不仅在当时,其后的七十年间,也一直存在着。从日本政府在侵华战争中对待汪精卫的“和平工作”的可鄙表现,可以发现当代中日问题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