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把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汪精卫的“和平工作”，以“‘和平工作’的理想和参与者的心理”为视角展开研究，能够勾勒出那段“和平工作”不外露的一面。真实的“和平工作”，是中国的忧国人士跟日本的有识之士，以吴震修的“触媒思想”和救济中日两国老百姓为理想，一起计划的一种“向历史挑战”的尝试。 “和平工作”以1938年1月17日，董道宁、西义显和松本重治在上海会面讨论中日和平为开始。后一阶段，中国的有识之士发现汪精卫是能够胜任、实现这个理想的人，“和平工作”开始围绕“以汪精卫为‘触媒’推动中日和平”展开一系列活动。“和平工作”虽然向前发展，但慢慢变质。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接受助长日本侵略中国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丧失了作为“触媒”的作用，“和平工作”也随之丧失了最初的理想和意义，以失败告终。 “和平工作”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其内在的矛盾：参与者的理想主义、“和平工作”根本理念的不可操作性以及对于日本国家及其执政者的错误认识。同时，考察参与者加入“和平工作”的不同动机，也能发现导致“和平工作”失败的因素。以汪精卫为首，参与“和平工作”的中日人员，无论是民间人士、政府人士还是军人，都并非出于卖国或侵略的企图，而是依据亚洲人的道德良知埋头解决中日问题。但是，日本政府轻视“和平工作”的理想，并没有认真了解双方“和平工作”参与者的用心以及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更由于日本国内政治体制的“毒瘤”——军部势力的膨胀，使得这场民间“和平工作”最终沦为军部实现侵略野心的工具。此外，近卫文麿和汪精卫的种种局限性，客观上加速了“和平工作”的失败。 应该说，尽管计划“和平工作”并着手参与的中日人士怀有高远的理想，可是由于自大愚蠢的日本政府，汪精卫在这场“和平工作”中，连“傀儡”的角色也没能扮演，基于良好愿望的初衷最终成为规模宏大的徒劳。 在“和平工作”中，日本政府毫无信念、不负责任、意志薄弱的政治表现，不仅在当时，其后的七十年间，也一直存在着。从日本政府在侵华战争中对待汪精卫的“和平工作”的可鄙表现，可以发现当代中日问题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