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问题在我国已成为普遍关注的焦点社会问题。目前,对于腐败问题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尚处于起步阶段。文章在介绍选题背景及综述国内外学者对腐败的经济学相关研究及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介绍了对我国腐败问题的基本判断,总结了我国腐败问题的特点,分析了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主流和趋势。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我国的腐败成因进行了分析。从正式制度角度来看,产权制度不健全,激励主义的扭曲,机会机制的畸形发展,约束机构的软化,执行机制的低效,是腐败形成的重要原因。从非正式制度角度来看,崇尚权力的“官本位”传统,注重道德教化与忽视制度约束的文化传统、关系网盛行的现状与重视人伦关系的传统,是导致腐败的重要非制度因素。同时,在现在形势下,人们对物质的思想态度发生变化,政府官员的生活环境对他们的行为也有着显著的影响。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结合中国的反腐倡廉实践,建立了三个模型:“制度—腐败行为”模型、“清廉收益——腐败收益”效用最大化模型和反腐败制度有效性模型。通过“制度—腐败行为”模型,运用行为科学、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与方法,按照“制度分析与行为分析”思路,得知制度与腐败行为的产生和腐败水平的高低有着必然联系,我国腐败水平较高的主要原因在于正式制度缺陷,尤其是激励因素不足;通过“清廉收益——腐败收益”效用最大化模型,主要探讨的是制度因素对腐败行为的影响方式和程度,分析得知:正式制度主要是通过影响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和惩罚的程度影响公职人员的腐败预期收益,从而改变预算线(以腐败和清廉为变量)的斜率,进一步改变效用最大化点。非正式制度通过传统文化、改变思想观念等因素影响公职人员的自身信念和信仰,从而改变了清廉的收益和腐败收益的边际替代率。通过反腐败制度有效性模型,分析得知:制度的有效性取决于六个因素:即制度制定、制度实体、制度执行、制度评估与反馈以及制度集合体之间的匹配性或配套程度,以及制度环境是否有利。最后,文章根据制度分析的结果,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反腐败制度设计选择:充分发挥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分权制衡和权力监督中的作用;深化经济、政治、法律等领域的改革,推进政府激励、惩处、约束、执行等机制的创新;加大反腐败的非正式制度供给,增强制度反腐综合效应;开拓前瞻性与国际化的视野,探索实施“廉洁岛”模式,学习借鉴香港、新加坡等地经验,加强国际联合,引入国际力量,开放机制反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