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社会价值在企业层面的导向作用也逐渐凸显,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已然成为利益相关者的底线,这对于企业而言并非是不利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向市场传递积极的信号,进而降低信息不对称风险,而融资约束出现的根本原因即存在信息不对称,企业规模也是其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当融资约束问题有所缓解时,企业会加大投资,促进业绩的提升。除此以外,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可以改善企业内外部环境,保障雇员权益、上下游企业权益、维护政企关系,从而促进业绩的提升。在上述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的提高是否能够缓解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从而提升企业业绩呢?为此,针对不同规模的企业,探讨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以及业绩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企业管理者根据自身发展情况,选择合理的社会责任履行方式,为公司治理提供经验证据。首先,通过整理分析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业绩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加入企业规模、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研究成果,寻求问题切入点。其次,根据企业公民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分析企业社会责任、企业规模、融资约束和企业业绩的关系,提出相关假设。最后,在挑选整理了2010年至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相关数据,构建出KZ指数后,借助Stata数据分析软件,选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业绩的影响、融资约束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以及企业规模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融资约束和企业业绩的影响中所发挥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利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检验、进一步研究企业性质对上述模型的影响以及更换被解释变量、更换计量模型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最终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企业社会责任的提高能够提升企业业绩,但是会受到企业规模的负向调节。其次,企业融资约束起部分中介作用,即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降低融资约束,进而提升企业业绩。这一过程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融资约束滞后一期时结果更为显著。同时,企业规模在中介路径上负向调节前半段路径,正向调节后半段路径,且前半段调节作用强于后半段调节作用导致最终结果呈现负向调节。最后,在企业规模的调节下,中介效应的占比会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呈现出“倒U型曲线”。根据上述结果,提出以下建议:1.企业应当积极、主动地履行社会责任;2.小型企业在受到较大的融资约束时,可以考虑加深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3.当企业面临较为紧迫的业绩压力时,短期内并不建议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业绩;4.企业发展要适度,规模的无限扩大不仅会降低融资约束中介效应的占比,还会弱化企业社会责任对业绩的提高程度,影响整个企业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