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艺术成就而言,《红楼梦》达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它几乎涵盖了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因而经常被人们当作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其作者曹雪芹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有着不同凡响的地位,足可以和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等文豪媲美。自十九世纪早期,中国和西方国家开始文化交流以来,《红楼梦》就不断地被翻译成各种欧洲语言。不过这些版本大多数都是节译,其中还有许多误译的地方。到二十世纪中后期,《红楼梦》才有了两个英文的全译本,一个是杨宪益夫妇翻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另外一个译本则是霍克斯(翻译前八十回)和他的女婿闵福德(翻译后四十回)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这两个版本尽管侧重点不同,但都堪称翻译中的杰作。The Story of the Stone的译者主要采用归化的方法。霍克斯在翻译中着眼于《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以及译本的可读性;而A Dream of Red Mansions的译者则主要采用异化的方法,其目的在于忠实地向国外的读者介绍中国文化。本文重点探讨霍克斯在翻译过程中为什么特别强调作品的可读性和翻译的“透明”性以及他是如何通过翻译运作突出其可读性这个目的的。众所周知,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之间的转换。从理论上讲,译者同时也应该是外国文化的传播者。由于中西文化影响力的悬殊,很多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持有一种偏见。这种偏见使他们在翻译时总是有意或者无意地偏向他们自己的文化,而忽略了源语文化,从而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欧洲中心主义或曰语言帝国主义的文化自恋心态。这种文化偏见和语言帝国主义无疑就是后殖民主义的突出表现形式。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的翻译史都表明:归化和异化的争论相当激烈,其焦点主要集中于文化因素和语言因素上。对于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而言,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亟待解决:他们推崇异化,因为那样能够保留弱势文化的身份、丰富目的语文化,但是译文的可读性会降低,有时甚至会导致死译。死译的东西,阅读起来会索然无味,译文的读者会相应减少,从而会阻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运用归化翻译会使译文读起来很流畅,从而增加阅读者的兴趣,但是源语文化往往会被替代或者被边缘化。无论是异化或者归化,都有其优点和缺点。究竟采取什么翻译策略,要取决于翻译目的、译文读者以及其他操控翻译的因素。就《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而言,霍克斯的翻译目的是为了能够让读者体味到他阅读原文时那样的乐趣,而杨宪益夫妇则是为了尽量忠实地传递中国文化的魅力。霍克斯为了取悦于译文读者,在翻译《红楼梦》的过程中,尽量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增加译文的可读性,这种译文读起来非常流畅、“透明”,好象译者“隐身”了一样。但是原文的许多文化精髓在翻译的过程中流失了,有的地方甚至被英语文化完全替代。翻译中的文化缺失或者文化损害正是后殖民理论家们所关注的问题。本文首先论及了后殖民主义理论、以及一些著名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在翻译上的主张,然后以霍译《红楼梦》为例,结合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从物质、习惯用语、颜色词、宗教、称谓和审美标准等几个方面来阐述蛰伏在霍克斯心中的后殖民情结,并以此来说明强势文化是如何归化弱势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