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的现代性与西方不同,后发型和外源型的现代化进程决定了中国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是统一的,而西方两者则有较为明显的矛盾性。作为一种跨越中国与西方、超越古典与现代、联系审美与道德的关键要素,同情参与到中国现代美学的生成之中,塑造了中国现代美学的学科知识形态。中国现代美学所论述的“同情”主要有两种意涵:主体情感向外物及自然的投射与互动交流;自我对于他者境遇与情感的感同身受。二者分别表征着审美场域中的物我同一和伦理场域中的主体间性。前者促进了美学学科自律性的生成,即美学的学科独立与理论内涵的建构;后者推动了审美价值向社会价值的延伸,即美学向社会、政治等领域的蔓延。正是在同情的推动下,中国现代美学学科自律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面貌得以呈现。第一章从总体上分析中国审美现代性的特征和同情对中国现代美学生成的影响。在西方,审美现代性起源于对社会现代性的批判,因为社会现代性造成了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和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审美承担起救赎者的角色。与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不同,中国现代化具有后发性和外源性,从而决定了其批判社会现代性的历史条件尚不成熟。中国现代学人对科学、理性等现代性表征充满了向往,而非视为批判的标靶。与此同时,情理统一的思想文化传统使得中国现代学人在接受西方美学时抛弃了其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倾向,主张感性与理性的和谐。中国现代美学始终以启蒙、救亡、建设民族国家的社会现代化为鹄的,通过同情将个体人格的培养扩展为群体德行的塑造,从而对社会现代性的主题发生影响,实现学科自律与社会价值的统一。第二章以王国维和蔡元培的“同情说”为核心,讨论同情对于中国现代美学诞生阶段的影响。王国维接受了以康德为代表的“审美无功利”主义,实现了美学学科的自律,同时其形而上学的玄思又为中国现代美学提供了诸如“境界”“古雅”等多种理论话语与范畴,开拓出中国现代美学作为“审美哲学”和“文艺美学”的理论内涵,促进了早期中国现代美学的生成。王国维认为孟子“恻隐之心”与亚当·斯密的同情有着相似之处,并认为孔子的忠恕说是“由博爱及同情以达普遍之仁者”,由此开启以西方情感主义伦理学阐释传统儒家道德思想之先河。蔡元培的“同情说”有着鲜明的社会和政治指归。在严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井上圆了的“复情”说的影响下,蔡元培将同情视为道德与社会的根本,并将个体意欲的消除和社会性的发展视为民族存续的关键。在他看来,审美上的“情感移入”可促进同情的培养,从而有利于个体性的消除和群体性的增长,由此将审美与救亡等社会问题相连接。第三章以朱光潜的“同情说”作为重点考察的对象,探讨西方同情理论本土化再造对于中国现代美学生成的影响。朱光潜将移情视为主体情感向客体的外射以及二者之间所形成的交流与互动,并以之作为审美活动中主客合一状态的理论说明,从而显示出以中国传统“物感”美学阐释西方移情论的倾向。他通过“审美的同情”和“道德的同情”之区别来解释悲剧的快感。在他看来,同情促成了艺术社会性的生成并构成了艺术区别于游戏的本质特征。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之下,朱光潜将同情视为仁爱、道德甚至是人类文化、社会的根本,与此同时,他将审美想象作为发展同情的有利因素来实现文艺的道德功能,从而建立起由审美到社会的桥梁。第四章以宗白华的“同情说”为例,讨论本土同情思想现代性转换与中国现代美学生成的关系。受法国哲学家居友思想的影响,早期的宗白华将同情视为审美活动的主要心理机制,认为艺术的目的在于“融社会的感觉情绪于一致”,有利于个体之间产生同情作用。在将学术道路转向中国古典美学之后,宗白华于传统文论中提炼出“移我情”与“移世界”的观念,建构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移情理论,并以此参与到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移我情”即审美活动发生时主体情感的改变,“移世界”指审美活动发生时客体形象的变化。两者分别从主体与客体两方面说明了审美的逻辑前提,显示出本土思想现代性转化所产生的理论效应。同时,宗白华从同情的视角对魏晋风度进行现代阐释,认为基于同情的真性情、真道德是对“乡愿主义”的驱逐,构成了抗战胜利的重要驱动力。第五章以丰子恺的“同情说”为例,阐释艺术实践基础上的中西同情思想融合及其对于中国现代美学生成的影响。“绝缘”是对功利性与认知性思维的隔绝,“同情”是在“绝缘”的同时达到主体对客体的情感移入,因而“同情说”和“绝缘说”构成了丰子恺理论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丰子恺将“同情说”向社会和政治维度做了功能性延伸,但这一延伸建立在“绝缘”与“同情”的基础上,因而维护了审美和艺术的特性。丰子恺以“同情”来阐释“气韵生动”,并赋予其形而上学的特质,进而推出“万物一体”的艺术境界与人生境界。他认为,同情是童心和艺术相连的关键,并指出童心的内核和艺术起点均是人类对于他者和自然万物的同情。正是在自身丰富的艺术实践基础上,丰子恺将同情作为艺术活动发生的前提和美学理论的根基性概念,实现了中西相关思想的融汇和美学理论的生成。第六章总结讨论同情之于中国现代美学生成的意义和价值。王国维、蔡元培于两种维度（学科自律和社会价值）、朱光潜、宗白华、丰子恺以三条路径（西方理论的本土化、本土思想的现代化和以艺术实践促进理论生成）推动了中国现代美学的诞生与发展。生成路径虽有不同,但都循着学科自律和社会价值二维度,即将同情视为道德的基础,将审美作为发展同情的方式。通过审美,同情实现了从个体的道德完善到社会整体德行的改变,从而为中国现代美学建构了“审美—同情—社会”的思想主线。这一主线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构成了中国现代美学“情感启蒙”功能的重要面向,促进了现代美学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双向构建。在当代价值上,同情化解了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所带来的“物化”倾向,将人还原为有着完整情感世界的个体,从而为努斯鲍姆意义上的“良好生活”提供一种有利的社会基础与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