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医学科技等因素的发展而变化。很多医患关系的研究也是基于“真实社会”的环境下(客观现实),对医患的社会存在进行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但在传播学领域,“客观现实”和“象征性现实”并非镜面关系,在“拟态环境”下医患关系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本研究着重从媒介框架的角度,探讨拟态环境作用下的医患关系,以及医患关系在媒介报道中呈现出的倾向性,包括这种倾向性动态的演变以及影响因素。“拟态环境”是媒介通过信息的框架而构建的环境。美国传播学者李普曼认为,人的行为与三种意义上的“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实际存在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二是媒介经过‘选择加工后’显示的‘象征性现实’(即拟态环境),三是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象征性现实和主观现实之间信息交换的“通道”就是媒介框架。戈夫曼认为,媒介框架是人们用来认识和解释社会经验的一种认知结构,用来定位、感知、确定和命名那些看似无穷多的具体事实。也就是说媒介现实和主观现实之间信息交换的过程,实质上就是通过一种认知结构,在两个环境之间,对敏感信息进行感知、定位、转换的过程。当代中国,随着经济社会改革的不断推进,医患关系的客观现实、象征性现实和主观现实都呈现出非常严峻的一面,但令笔者更感兴趣的是,这三种“现实”的严峻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即主观现实的严峻性大于媒介现实的严峻性,媒介现实的严峻性又大于客观现实的严峻性。肯尼迪.阿罗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认为,“信息不对称性”是医患关系差异性和不确定性的重要的原因。实际上,在传播学视野下,这一判断也客观成立。从微观上来说,医患间的信息不对称指就医环境下基于医学知识的信息不对称,如对于一种疾病的判断医生和患者具有完全不对等的信息,从而在单纯的诊疗过程中,医患间存在成本、利益和风险不均等的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种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从博弈论的观点就是这种信息差会导致“囚徒困境”。从宏观上来说,大众媒介为受众(患者)构建医患关系存在形式也存在“信息不对称”。媒体传播的关于医患关系的真实的信息并非客观事实的全部,而是基于某一框架有所取舍。媒介框架这是这个“信息差”的主导者。论文中,笔者主要是从影响媒介框架变化的几个环境生态的变量,经济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受众心理等角度证实在医患关系及医患关系倾向性报道中媒介框架的作用,以及媒介框架演变的规律性。本研究通过对“信息不对称”的多维度分析,证实了媒介框架对医患关系的影响,还发现了这种“影响”存在有意性和无意性。同时,分析了医患关系之间的交易属性不是简单的经济力和文化力模式,而是一种社会交换模式。本研究同时发现,在媒介框架的影响下,医患关系存在“双弱势”博弈属性,这一属性同“逆向选择”理论一样,对研究医患关系的特殊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论文还试图探讨了媒介框架和受众框架的转换与互动机制,这对当代传媒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