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于“生态觉醒”时代,“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已成为全社会共识。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首次明确了生态空间管控政策,将生态空间管控提到了全新的高度。生态空间管制政策的实施,对保障城市生态安全、防止建设无序蔓延等均有重要意义,但是生态空间管制区并不是“无人区”或“禁区”,由于环境管制政策的强制性,管制区内居民只能被动遵循政策,其间可能忽视、背离或损害了村庄居民的部分合理诉求和发展意愿,由此出现居民承担了环境责任而未获得足够民生福利的不公平现象。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公平包含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还明确提出“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充分体现出“民生导向型”的科学执政理念。生态管制区内居民是生态管制区保护和发展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之一,规划政策的干预使他们承担的责任或付出的代价远超出获取的利益,作为弱势群体,规划师在规划过程中更要保障他们的利益不受侵害。生态管制区区民生公平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民生福利的公平分配和原住民民生权益的保障。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重点研究在城市生态控制的约束效应下,城市生态管制区内社区存在的生存、发展与社会福利不公平问题,以及可能的适应性发展路径。并且以重庆市大都市的“四山生态管制区”为例,通过文献查阅和实地调研,剖析了四山生态管制区内目前存在的民生不公平问题以及内在原因,并从社会学的视角提出了民生评价体系,通过空间（与相邻非管制对比）、时间（同一社区10年间对比）2个维度,从生态环境实现度、经济收入指数、生活质量指数、宜居生活指数4个方面构建了民生公平评价模型,并以中梁镇为例,对其受管制前后的民生发展状态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生态管制政策实施后中梁镇存在民生不公平状况,特别是宜居生活和经济收入两个领域的不公平感较强,与实地调研状况吻合,最后,针对以上结果,本文从规划目标、空间规划、管制技术、产业发展和政策工具五个层面提出了促进生态管制区民生公平的对策。本文期望可以推动政府对生态管制区民生公平问题的关注,并提醒在城市规划制订、实施过程中要进一步完善公平措施,缓解民生冲突、引导受管制社区合理保障权力、履行责任,切实将环境红利惠及普罗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