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诈欺犯罪是指违反经济法规,以牟取非法经济利益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或其他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其他经济利益,严重侵犯社会经济秩序,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经济诈欺犯罪具有较高程度的相通性,我国当前虽然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但由于起步晚,时间短,在抗制经济诈欺犯罪方面,无经济、法律经验可循,借鉴他国成功经验和吸取其教训就非常有必要。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要发展、要进步、要富强,就必须不断地了解世界,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科技、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吸收和借鉴一切先进的东西,从而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入世”对改善我国经济外部环境,直接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规则的制定与完善,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平等地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经济贸易活动,完善国内相关的法律制度,更好地利用外资,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都有着深远的意义。但是,“入世”这一重大事件对我们而言可谓“机遇与挑战同在,压力与希望共存”,尤其是在“入世”的初期,许多关系尚未理顺,各项法律、法规的废、改、立不可能一步到位,导致一定程度上存在法律“空白”或“冲突”的状态,很容易被不法分子所利用,实施经济诈欺犯罪。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开拓,各种专业市场不断得到发展,各种新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将不断出现,其规范机制却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建立或健全起来,在金融市场、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高科技市场等不断兴起的新兴市场中,由于内部管理制度的不健全,极易成为各种犯罪分子投机的场所。而且政府经济管制逐步放松,境内外人、财、物流动增加,经济诈欺行为将会有增无减,其中集团化、高智能化和国际化的经济诈欺犯罪可能进一步增长。市场竞争的加剧,必然引发竞争诈欺犯罪、破产诈欺犯罪,我国知识产权立法与“TRIPS”协议的磨合阶段将导致知识产权领域诈欺犯罪成为“入世”以后我国经济诈欺犯罪的新热点。在所有这些经济诈欺犯罪中,公司是一主要角色。长期以来,我国在观念上、经验上都是重社会治安犯罪,近来随着经济犯罪的不断攀生,以及经济工作的中心意义的进一步突出,打击经济诈欺犯罪的意义日益显示其重要性,它不仅对经济的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治安、人心的稳定以及国家的政治、科技、文化的发展和交流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我国的经济刑法也逐步由闭门自我设计立法向注重开放借鉴立法转变,当然,它首先要以本国的社会关系状况为其依据。令人欣慰的是,学者们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近年来我国研究经济犯罪的学术著作层出不穷,然而对加拿大的经济诈欺犯罪,未尝有专门的研究。经济诈欺犯罪有其特别之处,它充盈着刑法传统理论与现代经济、法律思想的交锋,处处凸显着宪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与刑法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的刑法理论以自然犯为研究基准,而对经济诈欺犯罪的刑法抗制,是公法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在施加国家强制力的同时,必须遵循经济规律,这就需要有民商法有关诈欺的立法与司法的实践过渡,才能发挥其后盾作用。经济活动需要自由的空间,刑法的强行特点与之格格不入;但公平、诚实信用又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正源于此,刑法又不得不介入,虽然是最后的不得已的介入。我国有学者指出,“近年来,我国刑事法学界开始注意对外国刑法的研究,但所依据的资料以来源于间接渠道居多,而且很不系统。不仅如此,我国刑事法学的比较研究大多限于欧陆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