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郁顿挫”,一直被文学界视为杜甫诗歌的典型风格。本文认为,“沉郁顿挫”的确是对杜甫部分诗歌风格、尤其是一批最能体现杜诗水平的优秀诗歌风格的典型评价和概括,并分别从内容和形式的角度、以及形式和内容的相互关系角度,进一步阐发了杜诗“沉郁”与“顿挫”之间的辩证关系:“沉郁”这种风格,主要体现为杜诗思想内容的深广博大和情感的深沉厚重;而结构的曲折开阖和音律的抑扬变化,则是杜诗“顿挫”风格的主要体现;深广博大的思想和深沉厚重的情感最终还要靠适当的艺术表现形式反映出来,内容的“沉郁”要求形式的“顿挫”,形式的“顿挫”也能加深内容的“沉郁”。然而,身为一位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如果我们仅仅以“沉郁顿挫”概括其全部诗风,又难免有挂一漏万、以蠡测海之失,因此,对杜诗风格作更为细致、更为全面地揭示、阐述,就具有了极为重要的意义。站在这个角度上,除沉郁顿挫外,本文又概括出杜诗风格的三种类型,即:清新自然,雄放俊逸,险怪奇拔。杜甫清新自然的诗风上承陶渊明、谢灵运,而主要表现在他的草堂诗歌中,表现了诗人高雅的情趣和细腻的审美,流露出诗人热爱现实人生的赤子之情和民胞物与的博大胸怀;杜甫雄放俊逸的诗风上承鲍照、庾信,从中可以窥见杜甫性格中放旷不羁的一面,说明了杜诗不惟是现实主义的,也是浪漫主义的;杜甫险怪奇拔的诗风则是杜甫在史诗上的首创,他崇高博大的诗心和奇诡波澜的诗艺深深影响了后辈诗人李贺,从而使“险怪派”卓然成为一家。通过对这三种类型诗风的分析,我们发现,杜诗的“集大成”不仅可以指其诗歌的艺术成就达到了前人难以企及的境界,更可以指其诗歌风格继承了前人的优秀传统,为前代诗歌作了一次百川汇海式的总结,从某种程度上说,唐代初期所力图达到的南北融合的文风,正是到了杜甫手中才真正完成。不惟如此,杜诗既是对前代文风的总结,更是后代文风的渊薮,为诗歌的进一步发展、深化,开拓了无数可能性。站在诗史的高度上,杜甫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结点”。杜甫诗歌的风格是多样的,造成杜诗风格多样性的原因亦是多样、复杂的。杜甫的一生,经历了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三朝,这一时间跨度,可以说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过渡期,亦是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的一大转折。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诗歌是时代和人生跳动的脉搏,杜甫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当他用如椽巨笔,将时代的风云嬗变、将人生的际遇无常纳入到诗歌的世界中去后,他的诗,也就成了那段宏阔的历史的缩影;他的诗,也就必然因为时代的纷纭变幻和人生的丰富多彩而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特征。唐代,尤其是盛唐,是一个思想开放、文化多元的时代,思想取兼容并包的态度,以儒为主,兼取百家。这在当时形成了儒、释、道三家并存的局面,在唐代作家中,很少有单独受或儒或佛或道一家影响的,他们大多儒、释、道的思想都有。杜甫作为其中的一员,当然也是兼有三种思想,思想的多元化有助于杜诗风格的多样化。诗至盛唐,诸种风格兼备,诸诗人各有所长、各擅胜场,然而,盛唐之所以被称为中国诗史的高峰,不仅在于其境界之高、风格之广,她还需要一位能够真正的汇集诸家所长、兼备古今之体的“集大成”的诗人,只有有了这样一位诗人,盛唐诗的高峰才是完整的,盛唐诗的成就才是当之无愧的,这是诗史的要求,亦是一种文学样式发展到成熟、顶峰阶段的必然规律,杜甫正是这样一位应运而生的诗人,杜甫诗风的多样化,正是文学史赋予他的使命。与唐代初期及同时代其他诗人相比,杜甫的诗学观念是最为通达开明的。正是由于他这种“转益多师”、“别裁伪体”的诗学观和创作实践,才使得他能够吸收诗歌史上的一切宝贵经验和财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接受、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创新,从而形成了自己“集大成”的诗歌观念,进而形成了多样化的诗歌风格,将盛唐诗推向了高峰,完成了自己在诗史上的使命。总之,时代的风云变换,人生遭际的跌宕起伏,社会思潮的多元并存,既构成了杜诗风格多样化的外部原因,实际上也奠定了杜诗风格多样化的心理基础;而文学史发展的规律则成为杜甫诗歌风格多样性的内部原因和根本原因。由杜甫诗歌风格的多样性来揭示文学史的发展规律,正是本文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