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和文学评论家。他在文学道路上孜孜以求，不断探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无产阶级文学的浪潮汹涌澎湃的时候，何其芳带着他的《预言》和《画梦录》登上文坛，并以其“纯粹的柔和，纯粹的美丽”给文学界带来一片惊异。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风云际会，政治变革频仍，社会动荡。1938年，被中国的社会现实“摇醒”了的何其芳奔向革命的圣地——延安。他在延安感觉到了“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禁不住对新生活放声高歌。1942年延安的文艺界整风运动对何其芳及象他一样的知识分子的命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参加革命为界，具体说是以延安整风运动为界，何其芳的文学创作前后对比反差极大。延安整风运动后的何其芳已难以再写出像《预言》那样优美的诗歌。他依然写诗，但佳作甚少，多失之平白浅露，缺少诗的蕴味。刘再复等人把他这种“思想进步，创作退步”的现象，称作“何其芳现象”。这一现象在跨中国现代、当代两代文学史的作家身上比较普遍。对这种现象作深入的分析，解析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是非常有意义的。 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革，使知识分子处在不断的角色转换过程中。当历史的主题由启蒙向政治革命转换时，知识分子作为启蒙者必然与其被启蒙者——社会大众——进行角色的转换。而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唯有知识分子背叛自己的教养，深入到大众中去改造思想，脱胎换骨，才有可能适应新的文化规范。何其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自觉地进行角色的自我调适，在思想上接受了《讲话》的精神，开始虔诚地进行自我改造。在30年代，他是一个纯粹的个人主义者。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办“不限于宣传抗战的小刊物”——《工作》时，他成了启蒙者。从延安整风开始，他努力向大众靠拢，被人们公认为是一个知识分子改造的成功典型。 角色的调适与转换，思想的变化影响着何其芳的文学理念，必然带动其艺术上的檀变。他接受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逐步由一个文艺上的唯美主义者过渡为阶级论者，政治功利主义的实用理性最终在他的文学批评理念中占据了上风，实现了理性的游移。随着角色的转换和文学理性的游移，何其芳在文学观上也表现出对政治的趋附的态势。但是，我们又可以从他深层意识中看到他对自己早期创作的难割难舍，发现他的文学理念中对文学艺术自身规律的尊重与追求。这种文学观上对政治的趋附和对文学艺术自身规律的尊重间的矛盾，使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他的文学观的二元论色彩，也可以看到他人格世界中痛苦的内在矛盾。何其芳的这种文学观上的二元论及存在于人格世界的矛盾性，反映在文学理念上，表现为对文学作品思想性、艺术美的和谐的追求，和对批评的政治标准、艺术标准的并重，以及对教条主义。公式主义文学批评的严厉批判。 由于思想的转变和文学理念的游移，何其芳的文学创作也呈现出一种从梦境到现实的变化。这是一个从臆陇雕琢到平易自然的演变过程。这种演变适应了历史和时代的潮流。为解决文学观上的内在矛盾，何其芳在后期的创作中做了一些探索和尝试，但在当时都遭到了粗暴的批评。这极大的打击了何其芳的创作激情。他开始用沉默来“回答”这样的批评。作为诗人的何其芳渐渐从诗坛上隐去了。 何其芳文学批评的生命基点在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何其芳以阐释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为己任，并在批评中切实实践毛泽东确立的文学批评的标准和原则。何其芳的评论文章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章。这些文章除了能让我们看到其为了达到阐释、宣传的效果而进行的学术性的理论思考之外，很少有新的见解。另一类则是对一些文学基本性问题的思考，以及对《讲话》所蕴含的可能性的发展。这类文章向我们展现了他的学者的理性。何其芳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从作家的角度全面深入的把握《讲话》内涵，力求文学批评的政治标准、艺术标准二者的均衡。反对文学批评中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他作为学者的学术品性使他能在那个极“左”的年代里逐步脱离“左”的轨道。同时，他提出的典型共名。 2 2现代格律诗等理论，也体现了他对文学艺术自身规律的尊重和追求。这些有积极意义的探索，凸显了何其芳执著的学者情怀，也可以看到在权力话语主导下知识分于理性思考的存在。当然何其芳的文学批评也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其中自然少不了何其芳本人的责任，但更多的表现为时代的局限。 在个人矛盾、时代矛盾的影响下，诗人慢慢沉默了，把阵地从文学创作转向了文学批评领域。从何其芳自觉进行知识分子角色的调适层面看，何其芳式的知识分子在向大众靠拢的过程中，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知识分子的批评话语。在此条件下，他们一个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