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往往是由多民族构成的。公民在通过政治制度建构其国家认同的同时,还要抽离出族众的身份,以文化性的姿态维系自身在本族群中的民族认同。因此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本身就包含着文化与政治的双重属性:族众对同胞-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具有较强的文化性;公民对公民-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尽管两者之间的界限往往并不那么泾渭分明,但在考察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时,仍旧可以将其划分为文化性国家认同与政治性国家认同。文化性国家认同又称为“归属性”的国家认同,强调公民的文化心理归属,即个体对本民族以及“国族”的传统文化、信念、语言、诗歌等的认可程度。文化性的国家认同表现在族众对本民族的民族文化认同、民族之间的民族文化认同、各民族对主权国家的民族文化认同等三个方面。政治性的国家认同又称之为“赞同性”的国家认同,强调公民对国家制度安排的接受度,即个人对国家制度、政治理念、政治结构、法律体系的认可程度。现代民族国家是通过制度安排而被建构起来的,这意味着现代国家的公民以独立的方式存在并与国家产生适当分离,市民社会成为政治国家的先决条件。族群身份的多元性、民族边界与国家边界的非对称性以及民族构成结构的复杂性决定了政治性的国家认同与文化性的民族认同之间存在着紧张与冲突,更进一步地看,这种矛盾来自平等主义的政治共同体与历史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差异。民族认同以其多元的、复杂的、自成系统的文化性侵蚀、消化着族众的国家认同;而国家又往往以统一的、单一的认同模式倒逼着公民对自身民族认同的压制。随着全球化对时间与地理位置的压缩,民族的差异被流动的、无中心的空间秩序打破。超国家共同体与亚国家共同体的出现、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的成立、不同地区民族与文明之间的冲突、国家治理能力的衰弱与民族意识的分化,使得民族国家的形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民族国家内部变得矛盾重重,国家认同的建构变得日益困难。但全球化的挑战毕竟只是一种诱因,国家认同的弱化,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国家治理体系的脆弱与治理能力的弱化。要重构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认同,必须整合文化价值与公民身份,缩小民族地区的文化与经济差异,促进社会成员对民族文化与国家制度的理性服从,通过公民身份的理性反思、诠释与重构,将公众政治价值中的一些基本理念内化成固有的政治信仰与心态;健全政治价值系统与制度文明,实现政治价值社会化过程,确立公民对国家的政治忠诚;通过建构政治动员的能力、良性的社会组织能力,以及健全的公共服务能力,优化国家结构体系与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