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资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它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产的行为。贪污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一种重要类型。从主观上看，贪污犯罪行为源于犯罪人以畸形需要为基础的犯罪心理结构。与贪污犯罪作斗争，要标本兼治。一方面，依法严惩贪污犯罪分子；另一方面，要发展国民经济，增加社会财富，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生活福利待遇，同时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并改进管理机制，加强监督和制约，着力铲除产生某种畸形需要的土壤或条件，有效控制此种畸形需要的形成和发展。根据我国刑法有关规定，贪污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贪污罪的一个特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和地位所形成的主管、经手、管理财物的便利条件，而不是指利用因工作关系熟悉作案环境，凭工作人员身份便于进出某些单位，较易接近作案目标或对象等与职权无关的方便条件。贪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用实施的贪污犯罪行为。贪污罪的共犯包括相同主体的共犯和不同主体的共犯。对于内外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产的行为，应以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所触犯的罪名以贪污共犯论处。对于同一单位中，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相互句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矛!j共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已有的行为，以按照他们各自的职务便利和身份构成的不同犯罪分别定罪量刑为宜。贪污罪作为一种贪利性的财产犯罪，其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主要表现在贪污数额上，因此贪污数额是对贪污犯罪分子定罪量刑的主要根据。在共同贪污犯罪中，贪污数额既有共同贪污的总数额，又有各共犯在贪污后分赃形成的个人所得数额，如何确定每一共犯的刑事责任，众说纷纭，主要有分赃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基于共同犯罪人应对共同犯罪的整体行为和总结果负责任的共同犯罪原理，笔者主张犯罪总额说。即以共同犯罪的财产总额作为确定各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的标准。但在共同贪污犯罪中，由于共同犯罪的结合形式不同，各共犯参与犯罪程度不同、次数不等，对贪污总额负责的范围也应不同。换言之，对各共犯定罪时，应以其参与的犯罪总额为标准，而在量刑时，则应同时考虑其分赃数额等情况。在有确凿证据证明贪污犯罪成立而赃款下落不明的场合，不应当影响贪污犯罪的认定。贪污犯罪是一种行为，而赃款则是该行为所指向的对象。只要能证明行为人确实实施了贪污犯罪行为，确实对公共财物实施了侵害，即使后因某种原因造成赃款下落不明，也不能否定贪污犯罪的存在。因为赃款下落不明是在贪污犯罪行为已经结束，犯罪已经既遂的情况下发生的，并不影响贪污犯罪的构成。同样理由，将贪污赃款 用于所谓“公务开销”也不应影响贪污罪的存在，对用于“公 务开销”的赃款也不应从贪污总额中予以扣除。应当认为贪污 罪有未遂形态，因为贪污罪属于直接故意犯罪和结果犯。在贪 污罪的既遂和未遂的标准问题上，刑法理论界众说纷纭。笔者 同意“控制说”的观点，认为应以行为人是否实现对公共财产 的非法控制为标准来区分贪污犯罪的既遂与未遂。挪用公款罪 和贪污罪的主要区另!j表现在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不同，即犯罪故 意不同。和卜用公款罪可以转化为贪污罪，判断前者向后者转化 的主要标准是考察其犯罪故意是否转变。在处理此类案件时， 应遵循我国开!{法主客观相一致的基本原则，正确认定行为人的 主观状态，做到正确定性。我国现行刑法关于贪污罪的法定开q 的规定基本上是合理的，但应根据贪污罪的客观方面的不同确 定不同的法定刑。同时，对贪污罪应增设罚金刑和剥夺担任一 定职务的权矛归!J。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贪污 犯罪成为一种十分常见的职务犯罪形式。在新形势下的司法实 践中，这一犯罪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认真研究和解决 关于贪污犯罪的一些突出问题，对在今后的政法工作和司法实 践中切实加大预防和打击贪污犯罪的力度，有效遏制此类犯罪 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