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员的政治型贬降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官员争夺权力引起的贬降，一类是官员围绕政治决策进行斗争而引起的贬降。贬降的方式主要有罚铜、落职、降差遣、冲替、差替、放罢、追官、勒停、除名、居住、安置、编管、羁管、党禁等。北宋贬降官有三种叙复模式：皇帝特旨叙复，赦降叙复，期叙。北宋官员政治型贬降和叙复的特点有三：其一，政治型贬降的方式日趋多样化、贬降程度越来越重：其二，政治型贬降和叙复的随意性大、往往不遵循常规制度；其三，政治型贬降往往假借法律、道德问题而行。 从对北宋宰执政治型贬降的量化研究看，贬降轻重总体趋势是前期以轻贬为主，中期以优罢为主，后期重贬所占比重最大。从贬降原因看，前期宰执多因专权被贬，中期多因遭台谏弹劾或反对变法被贬，后期多因朋党罪被贬。从叙复总体趋势看，前期叙复最优，中期次之，后期最差。 从对北宋言事官政治型贬降的量化研究看，北宋前期对言事官贬降较轻，叙复快，言论自由度大，言事官发挥作用较大；后期言事官遭受贬降重，叙复困难，且陷入党派之争，失去独立言事权，所以很难发挥作用。 从对北宋官员的政治型贬降可看出，宋仁宗朝存在着皇权、相权、谏权三权良性互动的权力制衡机制。这种权力制衡机制形成的条件是：宋仁宗无为而治；宋仁宗善于纳谏；宋仁宗朝大臣有气节。宋神宗、宋哲宗朝随着这三个条件的逐渐丧失，三权制衡的机制遭到破坏。 北宋士大夫“君子有党论”的积极意义在十有条件承认朋党的合法性，局限性在于未能突破君子小人之辨。北宋帝王则坚持无党论，严禁一切朋党。朋党最终没有取得合法地位，加上政治立场不同的士大夫之间互相指责对方为小入党，使北宋后期出现了元祜党禁。 宋仁宗朝有一批认真践履儒家名节观的士大夫，所以士风较好。宋神宗朝以后，儒家名节观受到皇帝的严厉批评，有气节的士大夫遭到沉重贬降，所以士风越来越坏。 北宋有优待士大夫的宽仁之法，这在专制社会中本是很难得的，表明北宋政治有一定的宽容性。但这种宽容性到北宋后期却遭到了破坏。原因在于儒家士大夫的道德治国。道德问题靠道德本身是不能解决的。在政治生活中，过分强调君子小人之辨，不仅不能使更多的官员成为君子，反而会激化政治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