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进程看,湖湘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汤家岗文化时期,有两个中心区域,一个是湘西地区的沅水中游,一个是湘西北地区的澧阳平原。这两个地区的文化,体现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特色,也体现出不同的精神文化属性,二者结合,可称为“湖湘特色”。从文化区系来说,沅水中游和澧阳平原的旧石器文化,有（?）水文化类群和澧水文化类群之别。（?）水文化类群代表的,是一种延续传统的生活方式,而澧水文化类群代表的,则是一种新兴的、充满朝气的社会风尚,即当新时代的曙光来临时,如何面对挑战,适应环境,改善生活。这种“花开两支”的表现让湖湘地区的旧石器文化既固本强基又开疆拓土,可谓内外兼修,攻守平衡。新、旧石器时代之交,湘南玉蟾岩的古人类沿袭着华南旧石器砾石石器工业传统。他们频繁狩猎,经常捕鸟,不时捞螺,偶尔抓鱼,并且发明陶器,驯化栽培稻,开启了湖湘地区的“广谱革命”。和玉蟾岩相比,澧水流域的古人类受新仙女木期影响,在石器工业上先后两次做出受迫性改变。因此,从发展进程来看,湖湘地区的“广谱革命”始于玉蟾岩,“新石器革命”终于澧水流域。彭头山文化到皂市下层文化时期,稻作农业迅速发展。水稻的栽培与驯化,改变了澧水流域先民的饮食结构,促进了陶器的制作,也促成了聚落的成形。彭头山文化早中期,聚落当中没有贫富差距,成员之间较为平等。彭头山文化中晚期,八十挡遗址修建了壕沟和土垣,人口也有了较大增长,祭祀活动出现,早期秉承的全民公有制受到冲击。由于聚落的群体性格逐渐从外向趋于内敛,开疆拓土、挞伐四方的思维方式逐渐让位于安土重迁和持旧守成,再加上聚落内部的分化以及祭祀活动的妄滥无度,八十垱逐渐走向衰亡。新石器时代中期,湘西先民最主要的生业方式仍然是渔猎和采集。高庙文化早期,业已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纹饰与图案表达方式,白陶地位得到凸显。高庙文化中晚期,白陶器皿上以细密篦点戳印的双翅獠牙兽面、飞鸟、太阳、山、波浪、八角星等图案的使用达到顶峰。从精神层面看,高庙文化极其强调祭祀,祭祀场所在聚落正中,呈中轴分布,由“梯阙”和兽面构成神性空间,由司仪所在的主祭坑和从祭人员所在祭祀坑构成人性空间,由房屋和窖穴提供附属服务。这三方面内容支撑了祭祀场所的空间结构,反映出高庙文化是一支讲究自然崇拜、重视精神信仰的考古学文化。汤家岗文化时期,聚落人口增多,活动空间扩大,共享领地进一步压缩。汤家岗遗址的壕沟,属于常年蓄水又带有土垣的“环壕土围聚落”,功能也从防洪发展到防人,说明聚落竞争开始常态化,“掠夺”属性增强。从社会形态说,汤家岗文化时期,聚落内部业已形成扩大家庭基础上的社会等级差异,私有观念进一步加强。本时期的汤家岗人,已经摒弃了“家为巫史”的做法,高度统一、高度集权的思想观念开始在聚落当中贯彻实施。通过以上梳理,可以认为:从（?）水文化类群到松溪口文化,沅水中游的先民在生业经济上以渔猎和采集为主,极其强调精神信仰和艺术审美;从澧水文化类群到汤家岗文化,澧阳平原的先民在生业经济上从渔猎采集为主发展到以稻作农业为主,精神文化也逐渐萌芽、茁长,并在汤家岗文化时期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文化整合。以上两套不同的发展模式,说明在长江中游地区,强调精神信仰和艺术审美的渔猎族群只能在一定地域、一定时间内做到极致;随着时代的发展,最终会由以稻作农业为主导的族群承担重任,在整合物质文化的同时,也在精神层面把稻作经济和渔猎经济的思维方式做出整合。汤家岗文化对湖湘地区的文化贡献,就在于此。通过以上梳理,还可以认为:气候、环境等因素虽然对一支族群的生业方式有深远影响,但在族群的发展过程中,精神和物质的齐头并举也至关重要。汤家岗文化能够最终整合湖湘地区的文化因素自成体系,在于澧阳平原的先民数千年来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与时俱进和兼收并蓄;而沅水中游地区以“（?）水文化类群”和高庙文化为代表的族群,在物质上但求温饱,后期仍然固执地把主要精力放在精神信仰和艺术审美之上,没有考虑物质与精神的平衡,最终文化失调。两地的发展历程与经验教训总结,可称为“湖湘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