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是经济发展的血液,对一个经济体的发展至关重要。哈罗德—多马模型认为,在G=S/K中,由于假定资本的投入产出比率K固定不变,储蓄率S即资本积累率就成了决定经济发展速度G的唯一因素;在罗斯托的“起飞”理论中,三个先决条件之一就是要将净投资提高10%以上,也就是说资本积累成了经济起飞的首要条件。在经典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中,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与外汇短缺,以及资本与劳动的产出比率较低,使得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较高,从而吸引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并带来全球福利水平的提高(MacDougall,1969)。因此,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起,我国为了促进经济发展,适时采用引进外资战略,设立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为外商投资企业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措施,不惜给与“超国民待遇”,这一举措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国经济保持了一个高速的发展势头,为世界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据统计,在1982到2005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在10%左右,截止2005年2月底,我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到5700亿美元,2002年中国内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到527亿美元,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外资吸引国。然而,现实中却有另一个问题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就是中国在大力吸引外资的同时,却有规模相当庞大的资本流向国外。这从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误差与遗漏项的急剧增加可以看出,从绝对额来看,在1982-2005年的24年间,我国国际收支误差与遗漏项目的数额从2.93亿美元增加到167.66亿美元,其中1995年更是高达178.1亿美元。从相对数额来看,从1991年开始,我国国际收支误差与遗漏项目占贸易总额的比重不断升高,连续几年都超过或接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定的5%的警戒线,1995年更是高达7.48%。这不得不让我们联想到70-80年代的拉美国家债务危机和97-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诱因——资本外逃。资本外逃对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总体上来说,资本外逃会降低债务国的社会福利水平和国民效用。由于我国近年来一直面临着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资本市场比较活跃,大量的国际资本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国内,造成央行被动投放基础货币,从而引发通货膨胀的危险,造成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经验告诉我们,这种快速、大量的资本流入是不可持续的,大量国际资本流入后必然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大量的资本外逃。因此,我国面临着资本外逃的风险。本文在对资本外逃的现有文献进行分析和总结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对资本外逃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即出于安全或投机考虑的私人资本非正常流向国外,并对什么是“非正常”进行了简要分析。然后对资本外逃的测算方法进行了分析和比较,现存的测算方法,不论是直接法还是间接法,都存在着缺点和不足,文章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测算方法进行了细微的改进,为找到一个更加合理和准确的方法进行了一次尝试。对资本外逃进行测算以后,我们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我国资本外逃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影响我国资本外逃的主要因素分别为,国内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实际汇率水平的高估情况(本币的预期贬值率)、国内外实际利率水平的差异和外债占GDP的比重。最后分析了我国资本外逃的主要渠道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