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裁判案件的依据主要是国家制定法,但对民俗习惯也不是一概排斥。由于受改革开放前“左”的思想影响,理论界和实务界有不少人偏好从政治的角度来评价民俗习惯,认为民俗习惯中存在大量封建迷信的东西,与依法治国的要求南辕北辄,在国家司法活动中不能给予尊重、援用。因而在理论上有分歧和争议,认为法官援用民俗习惯审判是“法官造法”;在司法活动过程中,则出现了“能做不能说,能调不能判”的窘状。但事实胜于雄辩,江苏省姜堰市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给出了令人折服的答案。那么,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变革的大背景下,将民俗习惯引入司法活动是否具有可行性?民俗习惯在司法活动中如何发挥作用?能发挥哪些作用?笔者认为,在当代中国的法律与司法国情条件下,深入研究民俗习惯的司法运用,具有显而易见的价值意义。从规范意义上看,民俗习惯进入审判领域具有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等现行法的依据。从价值意义来看,民俗习惯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交往过程中自然生成的行为准则,与法律相比较,更能够反映人们现实的社会法权要求,更加具有某种价值上的正当性,在司法审判中理应得到尊重和体现。从有效性的角度而言,将民俗习惯引入司法过程中,有着正当合理的现实要求,能够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司法选择。本文试图通过姜堰法院将善良风俗引入民事审判和执行的实践,以实证研究的方法来分析上述问题,并从理论上论述其在司法领域运用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