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农”是农民的一种身份。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农民是一个不可或缺和不可忽视的群体。就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而言,对城镇常住人口做出最大贡献的也当属农民。然而,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国家财政投入偏向城市,形成了城乡居民的“二元结构”。而又由于主体性因素的制约与限制,农民则以一种“问题”的形态出现。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有机部分,而且逐渐移至首位。近些年来,政府关注和学界研究日益聚焦在一个谓之为“农民市民化”的议题上。虽然目前中央文件中尚未出现过“农民市民化”的提法或字样,但就2002年以来的中国实践情况来看,却契合了这一主题。农民市民化的提出,是在认识上对农民“相对剥夺”状况的一次正视。一般认为,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应该实现农民身份的转换。这里的身份,大体是指从农业户口转向非农业户口的户籍身份。然而,如果从学理上来看,身份则远比户籍身份复杂得许多。身份,是社会成员在资源占有形式和使用方式上的集体象征。正是由于身份的象征意义,标示着社会群体的同一性和差异性。身份是永恒的,因为身份根植于资源,而资源的稀缺性则会与人类社会一样长久。身份的永恒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身份逐渐走出“等级化”的桎梏,在“特殊化”的轨道上迈向“平等化”的台阶,表现出崭新的一面。进入近代以来,身份已经开始了多重身份共存的局面。对于农民群体来说,无论是历史地选择,还是人为地安排,“粮农”都是农民身份的一种重要形式。“粮农”身份的主体是农民,然而,在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快速转型中的当代中国,对“农民是谁”问题的回答似乎陷入了一种困境。因为在当代中国实践中,有农民工、失地农民,还有在“市民”和“农民”夹缝中的“准市民”,都与农民有着千丝万缕般的关系。其实,农民就是那些根植于农村社区的社会成员,他们深受农村社区场域的作用,在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都表现出农业社会成员所具有的传统性特征。而对于农民的身份来说,无论是在五千年农耕文化的长河中,还是在日新月异的当代中国,都主要是一种“粮农”。“粮农”,农民的一种身份,身份是建构的产物。对于现代来说,任何存在形式的建构都无法挣脱民族国家的场域。国家作为民族国家场域中支配者,建构着各种形式的身份。国家建构农民的“粮农”身份,是基于国家的粮食需求。粮食,从学理上看与常说食物略有不同,主要是指作为人类主食的植物性食物。国家之所以会产生粮食需求,是因为民族国家在人口生存上的需要,以及粮食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等。而国家对“粮农”身份的建构行为,则是通过将有限的土地资源分配给农民来完成,这种国家行为的形式则一般表现为土地制度的安排。因此,可以概括地说,国家通过将土地资源分配给农民,期望农民的主体行动达成“粮农”身份的实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国家对粮食的需求。农民的“粮农”身份,与国家的粮食需求密切相关。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粮食需求的满足与否,直接表现为粮食安全状况的好坏。粮食安全状况,既可以通过微观层面上主体需求满足的未然状况来体现,又可以通过宏观层面上粮食生产与消费的己然状况来表现,也可以在粮食安全综合指标系数中予以最直接的显示。粮食不仅仅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而且,粮食安全的状况,既是农民主体行为在民族国家层面上的说明,也是“粮农”身份实践的结果。与此同时,“粮农”身份的变化,也与粮食安全状况有着莫大的联系。对于当代中国实践来说,“粮农”身份的国家建构行为离不开户籍制度的安排。1958年出台的《户口登记条例》及其相应的配套措施,构成了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体系。户籍制度将农民束缚在农村,从事着农业,尤其是进行着粮食作物生产的“粮农”身份实践。因此,户籍制度则成为我国“粮农”身份建构中的又一个国家行为的集中表现。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户籍制度也逐渐松动,农民开始向外流动。加上经济理性的使然,农民也开始种植经济作物,或者从事非农行业,户籍制度对农民“粮农”身份建构的作用力在不断减小。如果从动态上综合考察我国农民“粮农”身份的变动的话,就需要兼顾粮食安全和户籍制度这两个关键的因素。因为粮食安全状况是“粮农”身份实践的结果与变动的前提,而户籍制度是国家建构“粮农”身份行为的主要表现。从1985-2009年实证数据分析的结果来看,大体经历了常态波动、非常跌落和平缓下降三个时期。也就是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中的十年时间,我国农民的“粮农”身份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动。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农民的“粮农”身份才发生了消解的骤变。2002年拉开的农民市民化进程,虽然造成“粮农”身份一定程度的固化可能,但并没有改变其持续消解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