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语言文字体系之间的沟通和交流需要翻译。翻译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活动，久而久之会自然催生翻译理论，我国早在夏朝就有记录的翻泽实践活动，到三国时便有的译论出现，此后的译论代不绝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本文所称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时间上限是三国时支谦发表《法句经序》的公元224年，下限是钱钟书发表《林纾的翻译》的1964年，与社会学意义上的“传统”所指的时间概念有所不同，总而言之，中国传统译论是指这一时期对翻译的理性认识。 中国传统译论关注的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翻译标准；二是翻译方法；三是翻译的社会功能；四是翻译主体。翻译标准上强调忠实原作，方法上主要有直译和意译两种，功能论上强调翻译要有益于社会，对翻译主体则要求加强译者修养，我们称之为传统译论的四大核心问题，从译论的语言形式和存在方式上看，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是零星片断的；但从总体内容上看，它又是自成体系的，涉及到了翻译理论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各方面的问题。 对中国传统译论史的分期是继承和发扬这一笔丰富遗产必要的研究工作，前人对译论史的分期大抵是以封建朝代的更迭为主要分期依据。这种社会历史分期法能展示出译论与其社会背景的联系，缺陷是译论本身的发展轨迹难于展现。本文从译论核心问题的演变出发，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分为发生、发展、成熟和转型四个时期。 理论是实践的理性结晶。因而理论大体上是滞后于实践的，中国传统译论也不例外。早就存在的翻译实践直到三国时代才有了明确的理性认识。自此而后直至北宋，翻译实践以佛经为对象，译论也据此生发，本文称之为中国传统译论的发生期。发生期的译论有两个特点：一是涉及的理论问题多而且杂。合而观之，既有译论的内部研究，也有翻译的外部研究，初步搭起了理论框架。二是所提出的理论问题虽是针对翻译佛经而言，但却具有普适意义，为后起译论家所取法。例如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既是翻译的方法，同时也是翻译的标准，它要求译文要忠实于原文。严复主张译文要“信”，与支谦之说就具有血缘关系。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东来传教，中国士大夫接触到了先进的西方文明。他们在实践上有意地以自然科学为主，在理论上以探讨和强调翻译的社会功能为重心，翻译的外部研究首次置于内部研究之上。这是对发生期译论的重大发展，因而我们称此时期为中国传统译论的发展期。 从1898年到1948年，中国社会动荡不宁，中国传统译论在动荡中走向成熟，我们称这一时期为译论的成熟期。其成熟的根本标志是：发生期和发展期所提及的译论核心问题到此获得了鲜明而准确的理论阐释。关于翻译的标准，有严复的“信达雅”；关于翻译的方法，有严复的“达旨”、刘半农等人的直译、金岳霖的译意与译味说，这是翻译内部的核心问题。此外，内部研究的其余问题如翻译的技巧、译名、译评等均有人论及。翻译的外部研究，有郁达夫等人的个人修养、严复等人的社会功能论。同时，此时期出现了如严复和林纤这样集译家和译论家于一身的人物，这也是译论成熟的一种标志。 1949年，中国历史翻开了了崭新的一页，传统译论也随之进人了转型期，其标志是：在前三个时期中一直被肯定和丰富的问题到此发生了明显转变。例如翻译的标准，前三个时期大体上强调忠实原作。翻译方法则或强调直译，或意译，或取“厥中”之论一即兼用直译与意译。到转型期，译论家傅雷提出了“神似”说，钱钟书提出了“化境”说。傅钱二氏所论既是一种新的翻译标准，同时也是一种新的翻泽方法，它们强调的是译作要出原作的神韵，这是对“信达雅”的提高，又是对直译意译说的融合与升华。与此同时，建立完备的现代译论体系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因此，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正是在翻译标准、翻译方法、翻译的主体以及翻译的社会功能这四个核心问题的探讨中缓慢发展的，关于这四个核心问题的探讨与再探讨，论争与再论争就构成了传统翻译理论发展的内在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