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纂的《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它选录了自周至梁的作品七百余篇,历来被视为文章渊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至为深远。“物色”是《文选》赋类中的一个子类。对《文选·赋》“物色”类进行类型研究,将有助于学界深化对《文选》的整体认识；由于《文选·赋》“物色”类能够大体反映出战国至南朝梁代前期物色赋的发展规律,而此种发展趋势一直延续到隋代,因此,对《文选·赋》“物色”类进行类型研究,也将有助于学界进一步认识先唐物色赋。现存南朝各种文献中的“物色”该作何解,学界意见纷纭。在关于“物色”的种种解释中,当以李善注为宜,然尚有进一步明确的空间与必要。南朝“物色”一词有四种意义。这四种意义,既可与先秦两汉之“物色”义相衔接,又能分别圆通地解释其时文献中的各处“物色”。《文心雕龙·物色》《文选·赋》“物色”类与南朝部分诗文中的“物色”,其内涵当指“在时间流逝中变幻的自然物象”,其外延应包括风雨雷电等天气现象、春夏秋冬之四季变幻景物与日月星辰等天文现象。昭明太子所谓“物色赋”,当指以气象(如宋玉《风赋》与谢惠连《雪赋》)、天象(如谢庄《月赋》)、时序(如潘岳《秋兴赋》)等物色为题名赋的作品。以为《文选·赋》“物色”类包括草木赋,似是而非。其误解主要由三个原因所致：未辩明“物色”之词义；《文选·赋》有“物色”类而无“草木”类；以为《文选序》与《文选》二者所涉赋类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从南朝“物色”词义看,“物色”类不含草木赋；《文选·赋》不立“草木”类,非“物色”类包含了草木赋,而是梁初以前草木赋无昭明认可的好作品；《文选序》与《文选》二者所涉赋类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文选·赋》“物色”类所录的宋玉《风赋》、潘岳《秋兴赋》、谢惠连《雪赋》与谢庄《月赋》四篇作品,当是萧统从当时见存的先梁赋中选出的。据今存先梁赋考察,此四赋具有意蕴丰厚、生命情怀强烈与文采斐然、结构巧妙等突出的艺术特质并广受先梁士人的好评。因这些条件符合昭明的选文要求,故此四赋得以入选《文选》而有“物色”一目。《文选·赋》“物色”类所录作品能够大体反映出先唐物色赋主题发展演变的基本过程,即以宋玉《风赋》为代表的战国汉魏物色赋大都有着较强的政教功用,多写同情民生疾苦主题；以潘岳《秋兴赋》、谢惠连《雪赋》与谢庄《月赋》等作品为代表的两晋至隋代物色赋,同情民生疾苦主题逐渐暗弱,悲慨个体生命主题得以彰显。先唐物色赋的主题演变,与不同时代的不同士风、不同赋学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咏物赋的一种,物色赋的主题必须依靠物我关系的处理才能得到表现。而物我关系的不同处理方式,必然形成不同的作品结构类型。从物我关系的不同处理方式考察,《文选·赋》“物色”类所录作品与先唐其他物色赋的结构类型,大体有以作家的主观意绪结构全篇和以描写对象的空间布局结构全篇两种。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言,以描写对象的空间布局结构全篇的物色赋,缺乏激动人心的感情力量,并不是成功的文学作品。其能流传至今,所赖主要的并非审美的价值；而以作家的主观意绪结构全篇的物色赋,则具有永恒的艺术生命力。《文选·赋》“物色”类所录作品的结构类型全为以作家的主观意绪结构全篇,这充分说明了昭明太子不一般的艺术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