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唐诗学的课题范围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唐诗的传播、唐诗评论、唐诗对明代诗人创作的影响等。明代的唐诗研究,不论是在唐诗的编选品评、辑佚笺注和考证等方面; 还是在对唐诗体制的界定、风格的辨析,审美内涵的发掘、创作技巧和方法的探讨等方面,都比前代全面和深入,从而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唐诗学。明初的唐诗学与当时的诗坛风尚联系密切,表现为唐诗研究中的注重“审音律之正变”,与创作中提倡“鸣国家气运之盛”相呼应,因此注重世运升降而提倡专主盛唐。在此文化背景下,出现了明人编选的两个重要唐诗选本,《唐诗品汇》和《唐诗正声》。通过这两个选本,高棅以分体选唐诗为手段,以依世次别叙目为理论阐释方式,以“声律纯完”为理论支点,用四分唐诗的形式建立起庞大而系统的唐诗学体系,奠定了以“辩体”和“审音”为核心的明代唐诗学的基础。明永乐至成化年间,在“古体宗汉魏,近体宗盛唐”的复古思想的影响下,对唐诗的追随与模仿,通过侈谈诗法与格调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一时期的论诗者常借助具体的批评话语,把在实践中探索、把握的唐诗的创作规律和创作法则,通过“格调”这一概念表达出来。李东阳认为“格”首先就是符合诗歌体制特征的创作范式,主张“调”与“格”相辅相成,互相融合。到了弘治、正德年间,诗坛勃兴,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积极倡导以杜体和唐调相结合的“盛唐格调”,在创作和理论上都使得唐诗研究走向深化。明嘉靖至万历中期,出现了唐诗选本热。李白、杜甫和初盛唐诗人的别集、合集后来居上,成为唐诗刊刻的新热点。另外,明人编选刊刻的唐诗总集的种类和数量都骤然增加,明人对唐诗的传播和接受积极主动,反映着当时唐诗学领域诗学盛唐的理论动向。以谢榛、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以“骨气”之“格”易诗法之“格”,以“风调”之调实声韵之“调”,赋予了盛唐诗歌更加丰富的内容,从而使唐诗“格调”由创作论走向了审美鉴赏论。诗论家胡应麟则从艺术鉴赏的角度,揭示了盛唐诗的“神韵”之美,完成了明代唐诗学在理论上的飞跃。从明万历中后期开始,唐诗全集的整理刊刻日益受到重视,人们的选诗观念和诗学理论呈现出折衷倾向,对于唐诗的分期,无论初盛中晚,态度开始走向调和、折衷,使唐诗学呈现出开放的态势。在有关唐诗体制和声调的探讨方面,出现了两部重要的理论著作――《诗源辩体》和《唐音癸籖》,它们和《唐诗品汇》遥遥呼应,使明代唐诗学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自足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