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并非是又工又农,而是彻底地离开自己的家乡,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至关重要的功效,担当着我国经济体系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使命,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我国新生代农民工不管是在初步的成长时期,还是在就业后期的发展积累阶段,其人力资本投资亟待加强,且需重点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就业问题,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本文以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为研究数据,将人力资本变量分为受教育程度、技术培训、工作经验、健康状况四个维度,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各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不同就业选择的影响,包括职业类别、就业单位及就业身份三个方面,并深入探究造成非正规就业的原因。为验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还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得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选择的平均处理效应,以及RIF无条件分位数回归对数据模型进行异质性分析,最后在得出相关结论的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总体呈显著的正相关性。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在民营、私营企业中从事职业层级较低的工作岗位,且其就业身份主要以雇员为主,人力资本水平较为低下。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新生代农民工从事中高端的就业发生比就越大,人力资本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单位中实现职业转换、就业身份转变的关键,同时不同人力资本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发生比显著不同,受教育程度、技术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发生比普遍高于工作经验、自身健康状况;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各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正规就业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专业技术培训、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工作经验分别使正规就业的概率增加11.9%、8.3%、3.7%以及2.6%,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向正规就业流动;高学历、高技术作为新生代农民工求职的必备素质,其对于就业的平均处理效应大概占55%左右,处于第一梯队,并且发挥核心作用;工作经验作为新生代农民工求职的竞争优势,其对就业的平均处理效应大概占30%左右,处于第二梯队,充当桥梁作用;身体健康状况作为新生代农民工求职的后盾保障,其对就业的平均处理效应大概占15%左右,处于第三梯队,主要起到基础作用;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受种种歧视,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之间的差距很大一部分是不可解释或者说是不合理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由就业市场中的人为歧视所造成的,歧视效应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差距的主因,并且高端劳动力市场的歧视效应高于低端劳动力市场,也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存在“粘地板现象”。除此之外,本文还分析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收入、党员身份加持、普通话熟练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影响。综合上述结论,并结合相关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本文提出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一方面针对性提高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包括开展职业二次教育、加强技术培训、健全稳定就业机制、保障身心健康等;另一方面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涵盖了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体系、消除制度性藩篱带来的就业歧视、规范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为、调整职业期望等,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去农民工化”和“去体力化”,从而真正意义上地实现正规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