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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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与目的:Graves病（Graves disease,GD）是成年人发生甲亢的最常见原因,它是一种以甲状腺弥漫性增大、甲状腺功能亢进并伴有甲状腺特异性自身免疫学抗体升高的器官特异性自身免疫病,遗传背景、环境诱因和多个易感基因的共同作用促进了GD的发展,但目前关于Graves病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述明确。近年来,肠道微生物与自身免疫性疾病之间的关系成了人们关注及研究的热点,并提出自身免疫性疾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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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与目的:Graves病（Graves disease,GD）是成年人发生甲亢的最常见原因,它是一种以甲状腺弥漫性增大、甲状腺功能亢进并伴有甲状腺特异性自身免疫学抗体升高的器官特异性自身免疫病,遗传背景、环境诱因和多个易感基因的共同作用促进了GD的发展,但目前关于Graves病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述明确。近年来,肠道微生物与自身免疫性疾病之间的关系成了人们关注及研究的热点,并提出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感染病原学这一概念。肠道微生物可以利用宿主的营养物质,然后产生微生物代谢产物,最终在宿主和肠道微生物之间形成宿主微生物的代谢轴,该轴在动物营养代谢和免疫稳态中起重要作用,并最终影响宿主的整体代谢。随着二代测序及宏基因组测序等的发展,人们发现Graves病患者与健康人群的肠道菌群具有明显不同,微生物体系可通过分子模拟、肠漏等参与人类GD的发病过程在多数文献中均有记载,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肠道微生物区系是Graves病的一个不容忽视的促成因素。由于人体个体差异、评估微生物组组成的方法以及数据分析、取样位点、高变区分析和测序平台的不同。关于Graves病患者肠道菌群变化,不同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也有所区别。本研究意在探讨Graves病患者碘-131治疗前后肠道菌群变化特征,比较其与健康人群肠道菌群的差异,以期更多了解Graves病的发病机制,为Graves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新思路及理论支持。方法:1.研究对象及分组:收集河南大学淮河医院2019年10月-2020年6月期间,内分泌科初诊为GD且未经过任何治疗的患者纳入治疗前组（标记为GDUT组）,上述确诊为GD并经过131I治疗三个月后来院复查,筛选出血清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ree triiodothyronine,FT3）、游离甲状腺素（free thyroxine,FT4）、促甲状腺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TSH）恢复正常纳入治疗后组（标记为GDT组）,同期选择本医院健康体检中心的健康志愿者纳入健康对照组（标记为NC组）,按照纳入及排除标准,每组各纳入7例。2.实验方法:收集以上21例研究对象的新鲜粪便作为标本,对其进行DNA的提取与质检,应用16Sr DNA基因扩增,Illumina平台测序,对测序结果进行数据质量优化、聚类分析、分类注释,绘制OTU韦恩图、箱线图、物种分布柱状图等图,直观展示不同样本或分组之间群落结构差异。同期收集以上研究对象的年龄、性别、体质指数、FT3、FT4、TSH、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hyroid peroxidase antibody,TPOAb）、TSH受体抗体（thyrotropin receptor antibody,TRAb）,找出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肠道菌群,并通过Spearman秩检验对NC组及GDUT组中该菌群相对丰度与FT3、FT4、TSH、TRAb、TPOAb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1、三组在年龄、性别、BMI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2、对测序得到的有效数据进行OTU聚类分析,得到NC组独有的OTU为13个,GDUT组独有的为2个,GDT组独有的为2个,三组共有的OTU为148个。在门水平上,三组均以厚壁菌门、拟杆菌门、变形菌门、放线菌门为主。3、ChaoI指数、Shannon指数、丰度等级曲线结果提示GDUT组肠道菌群的丰度、均匀度及多样性均降低,经过治疗后其丰度、均匀度和多样性可升高,但未及健康人群水平。4、Metastats差异分析发现活泼瘤胃球菌（Ruminococcus gnavus,R.gnavus）在NC组和GDUT组存在显著性差异,通过Spearman秩检验对NC组及GDUT组R.gnavus丰度与TRAb、TPOAb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其丰度值与TPOAb呈明显正相关（r=0.693,p=0.006）,与TRAb无相关性（r=0.412,p=0.144）。结论:1、Graves病患者肠道菌群多样性降低,经过治疗后其多样性可增高,但未能及健康人群水平;2、R.gnavus丰度与TPOAb存在明显正相关,与TRAb无明显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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