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试图全盘西化，传扬各种主义和现代精神，并将之奉为创造新道德、新文化的利器时，早在19世纪末，美国著名学者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就注意到了一个他们有意扬弃的问题：两希文化及中国儒学保有的古典视野，以神性、人性和物性三个维度看待生活的视野，一种复杂和整全的视野，逐渐被他们抛弃和遮蔽。那时，世界主流的文化已嬗变为大多数人青睐理性及生存问题。这致使很少人追问现代精神中是否存在危机。在他看来，这一现象起于18世纪的让-雅克·卢梭。面对此危机，白璧德选择了回归古希腊哲学，并承认基督教对人的德性有救拔作用，认为此危机最关键的地方在于，道德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了次要之事僭越了道德的中心地位，形成了新道德成为宗教代替品的新局面，最终影响了人们的整个生活。白璧德对卢梭的批评，正好重申了这一古典视野，道出了现代危机的种种面貌。以此视野看待中国问题，才能找到当时吴宓关心的根源问题。众所周知，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的论争核心是文化与道德。但是，如果人们谈论他们的要核问题，即道德问题时，遗忘了神性、人性和物性并存于生活的古典视野，那么，他们只能将这场论争看成是门派之争，或者是同一生存视野之下的主义之争，而无法回答新旧道德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对文学的根本影响是什么。吴宓借鉴白璧德的道德思想，重申了文学与道德之间的秩序关系。他在批判维新者崇奉的科学主义时，批判的并非是科学主义本身，批判的是维新者引入科学主义之时，遮蔽了古典视野，进而引发了诸多危机。这一问题对现代中国的文学走向，也许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