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基金会中心网统计,截止至2021年1月4日全国已有8459家公益基金会,比2015年增长了76%。伴随着公益基金会规模的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公益基金会开始注意到投资活动对于组织发展的重要作用。相应地,2018年民政部出台了《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暂行办法》以保障和规范公益基金会投资活动。就公益基金会资产增值保值的现状来看,仍然存在增值保值活动不积极、投资收益率低、部分基金会存在投资失败的情况。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基金会资产增值保值表现突出。其中,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仅2018年便通过投资活动赚取4亿元收益。因此,考察公益基金组织的投资活动是否以及如何对组织的效率产生影响,进而回答慈善组织是否应该抑或如何通过投资活动优化慈善资源的配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委托代理、资源依赖以及信号传递理论,以2009-2018年公益基金会为样本,利用秩和比（RSR）法度量组织资源获取能力、管理效率、项目运行效率,以及基于三阶段效率得到总效率（以下简称组织运行效率）。从投资意愿、投资效率和投资效果三个维度即投资主动性、投资效率与投资贡献度,研究投资活动与组织效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进行投资活动的公益基金会在组织资源获取能力、管理效率和组织运行效率方面均显著低于未进行投资活动的公益基金会。即因对外投资代理问题产生的负效应总体上损害了组织效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进行投资活动的公益基金会表现出较高的项目运行效率。除投资效率与组织项目运行效率之间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外,公益基金会投资主动性、投资效率和投资贡献度与组织资源获取能力、管理效率以及组织运行效率之间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具体而言:在投资主动性方面,投资主动性提升使得组织公益性与营利性背离程度加大,损害了捐赠者利益,捐赠者的捐赠意愿降低。此外投资主动性的提升不仅使投资管理的难度不断加大容易出现非理性投资还会进一步挤占组织项目运行的资源。在投资效率方面,公益基金会投资效率的提升会降低组织捐赠收入的获取,并且伴随着投资收益率的不断提升,组织承担投资风险也在不断加大。此外投资活动获取的投资收益并未全部用于组织慈善项目当中或者出现投资失败的情况。在投资贡献方面,由于投资活动所获取的投资收益并未全部用于慈善项目当中保障组织的慈善项目支出,而是更多地应用于组织行政管理开支,因此向外界传递出“不务正业”的负面信号,表现为组织效率低下。基于以上实证结果,本文建议从监管层面和公益基金会层面对投资活动加以分类管理。对于组织运行效率较高并且具有较多沉淀资源的公益基金会,监管部门应当鼓励其积极进行投资活动。并且在投资活动的过程中,监管机构需要加强投资活动的信息披露,在调整组织的财务报表结构的基础上,通过所得税税收规制确保投资活动获取的投资收益用于慈善目的。对于组织运行效率较低的公益基金会监管部门应当限制其进行投资活动,确保自身的慈善资源更多的投入慈善项目当中。在公益基金会层面,首先需要明确投资活动的目的以及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确定是否从事投资活动,一旦确定从事投资活动则需要对投资的全过程加以控制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