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简称“《新加坡调解公约》”）于2018年6月27日由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通过,该公约主要目的是促进国际商事调解制度的发展并形成一套专门的机制来直接执行在《新加坡调解公约》规定的程序下达成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简称“和解协议”）。2019年8月7日,我国正式签署该公约,成为签署该《新加坡调解公约》的46个国家中的一员。该公约共有十六条,包括适用范围、一般原则、拒绝准予救济的理由、保留等概括性规定,给各国建立商事和解协议执行机制提供了基本框架。基于此背景,本文从商事调解立法、商事和解协议司法审查以及虚假调解三个方面探析我国商事调解制度与《新加坡调解公约》衔接的困境与相应的解决之道。第一章简述了我商事调解制度与《新加坡调解公约》衔接的必要性以及我国商事调解制度与《新加坡调解公约》衔接的困境。我国现行调解体系中,商事调解起步较晚,发展比较滞后。因此,迫切需要推进衔接《新加坡调解公约》,推动商事调解的发展,以弥补我国调解体系在商事调解方面的不足。除此之外,推动衔接《新加坡调解公约》也意味着商事调解制度、调解机构及调解队伍将在规范化、国际化方面迈向一个新的台阶,商事调解大环境将有一个整体的改善提升。同时,批准《新加坡调解公约》也是大势所趋,做好《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衔接工作有利于《新加坡调解公约》在我国得到批准正式生效后我国履行《新加坡调解公约》规定的相关义务。第二节则指出了在商事调解制度衔接过程中存在商事调解规范法缺失、商事和解协议司法审查主体和内容不确定以及虚假调解防范不足三个困境。第二章探讨了我国商事调解规范法缺失这一困境及其突破。第一节梳理了我国现行有效的调解法律法规以及调解司法解释,通过梳理发现我国缺乏系统的商事调解法。虽然调解制度在我国的发展源远流长,但出现频率更高的是民间邻里纠纷调解,近代以来则是以人民调解制度为代表,因而目前与调解制度有关的专门法只有《人民调解法》一部。另一方面,政策引导也是导致商事调解规范法缺失的原因之一。针对这一困境,第三节指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一是出台一部统一的规范法:《商事调解法》,以规范商事调解制度。其次,针对《新加坡调解公约》赋予各执行国自决权的条款的适用,最高院、最高检应及时出台具体条款适用的司法解释,以更好的衔接《新加坡调解公约》。第三章探讨了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司法审查困境及其应对措施。第一节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司法审查的必要性。一是商事和解协议当事人争议事项是否具有可调解性,二是商事和解协议内容是否违背我国公共政策,三是商事和解协议达成程序是否具有正当性,都需要通过司法审查才能予以明确。第二节则分析了商事和解协议司法审查在两方面存在的困难。一是审查的主体不明确。《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此问题并未做出规定,而我国关于和解协议司法确认主体的确定规则是否适用于此处,需从多方面进行考量。另一方面,和解协议司法审查内容亦不确定,学界对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存在一定的争议。第三节指出考虑到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国际性、专业性和复杂性和现阶段我国法院的设置和发展现状,以及商事主对便捷性、高效性的追求,建议以涉外商事审判庭为审查主体,以形式审查为主。第四章探讨了虚假调解防范困境及其突破。由于我国的历史实践是由调解机构主持达成的和解协议并无强制执行力,仅法院的合议庭或审判员主持下达成的调解书在当事人签收后具有和判决书同等的法律效力。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虚假诉讼罪的打击对象、检查监督的对象、以及当事人的权利救济制度如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适用情形都过于狭窄。究其根源,一是调解机构约束机制不足,二是立法存在滞后性。因此,应对虚假调解,一方面需要加强对调解机构的约束机制建设。另一方面为了有效打击虚假调解,有必要扩大虚假诉讼罪、检查监督以及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适用范围,将由调解中心主导达成的不属于诉讼、仲裁程序中的调解纳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