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实践中探索而生的事物,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始,这一概念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官方文献中频繁出现,但至今未得到法律的明确界定。基于对“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概念来源的追问,从历史维度切入,发现其与先前存在的“法令”具有衔接关系,是对“法令”的继承与发展,其缘起乃至勃兴的本质动因在于及时弥合规范与现实之间的缺口。经过三十多年实践,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了数量繁多且种类多样的“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其中传统授权类决定、暂时调整适用法律决定、补充和完善法律类决定、特定制度和机构设立类决定是其主要类型。整体来看,“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在内容上表现出临时性与过渡性、单一性与局部性、引领性与推动性等特征,对于充分协调立法与改革发展关系、有效行使人大立法权与决定权具有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在主体权限、事项范围、制定程序、文本形式方面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问题归根为立法定位不明确与运行逻辑不合理。“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有别于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和人大其他性质的决定,加之人大决定权兼具独立性与依附性双重属性,宜将其性质界定为立法规范性文件,将其定位为我国法律体系独具特色的一员。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层面,应当区分法律和同属于立法范畴的“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当法律滞后或空白且完善法律的条件不成熟时,又具有临时性、局部性等特征的立法需要,则可以采用制定此类决定的形式满足社会实践对规范的迫切需求。因此,应当将此类决定纳入至《立法法》调整范围,给予其正当法律地位,并阐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此类决定的宪法权力依据,保证其具备完整意义上的正当性。解决“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运行逻辑不合理的问题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为之:第一,厘清权力边界。警惕法律工具主义,确立法治主义立法观,界分全国人大与其常委会制定此类决定的权限,明确此类决定不可触及法律保留事项、一般不可牵涉宪制改革试验。第二,优化制定程序。强化此类决定提出、审议程序的公开性与交涉性,提升公布、清理程序的独立性与长效性,以兼顾效率和质量。第三,规范文本形式。统一此类决定的文本名称,并规范其文本结构和内容,使文本呈现更科学合理。第四,加强事后监督。探索推进将此类决定纳入合宪性审查范围并对其开展执法检查,利用现有制度资源更好地监督实践运行,促使其实现合宪性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