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腐败犯罪也日益呈现出跨国、跨地区的特征,并出现全球化的趋势,国家间针对反腐败犯罪的合作也随之加深。《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为各国反腐败合作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指南,在促进反腐败国际合作方面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公约》第43条第2款和第44条确立了一套较为周全的引渡制度,其中针对腐败犯罪分子有关引渡的原则性规定,不仅对于传统国际法意义上的引渡制度予以确认,而且对于现有的引渡制度予以进一步的发展和改进,以此来为我国在《公约》框架内与其他缔约国加强国际追逃合作的工作落到实处提供相应的指引。针对腐败犯罪,除却现存的相对完善的国内法律规定以外,目前我国还积极与其他国家参与双边引渡条约的缔结以及加入相应的国际公约,并在与其他国家开展引渡合作方面也积累了一些成功的实践。然而我国的《引渡法》和《公约》在引渡条件、腐败犯罪的“非政治化”和“非财税化”、“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简化引渡程序等具体引渡制度的规定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公约》的指导下,国家展现出了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和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力度的反腐决心,开展对内协调的专项工作和机制,在对外合作方面加强反腐败执法合作机制,但在境外追逃司法实践中仍然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例如:缺乏从某些国家获得引渡的法律依据、死刑阻碍国际合作等。针对我国目前的引渡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和在境外追逃司法实践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完善《公约》下我国反腐败犯罪引渡制度的对策主要在于:完善修改我国的《引渡法》、积极与其他国家缔结双边引渡条约、采取相应措施,尽可能避免死刑带来的问题和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