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明末(即从1582年利马窦来华到1644年明亡)中国士大夫对西方传教士带至中国的西方文明的认识为研究对象，指出随着西方地理大扩张，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随着西方文化在明末士大夫之间的广泛传播，传统中国与刚踏入现代化的西方发生了首次大规模的接触和交流，发生了传统和现代化在中国大地上的第一次交汇。伴随着这种异质文化相互之间碰撞的，必然是主体文化从自己的视角和立场对外来文化的重新理解和建构。 明末士大夫从儒家文化的基本点出发，对这样一种异类文化资源进行了重新的转化、改造和吸纳，使它在儒家文化的基本框架内获得一种新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对来自西方的文明形成了一种我们自己的“解读”。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最早的中国“西方学”。 应该看到，这个时期的中国“西方学”不仅仅是当时士大夫们看待西方文化的一种特殊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它还折射出了中华文明和它的主要载体——士大夫们应对“千年变局”之初的一种心态和方法，折射出中华文明在数千年光阴中积淀下来的同化与融合外来文明的自信和自诩。 明末中国西方学中显现出来的这些东西并没有因为清王朝入关而最后终结。它作为“文化基因”一直保留在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也深深地影响到了近代以来中国多难的曲折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