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刑法修正案(九)》的实施,危险驾驶罪的罪状得到了又一次扩充和丰富,本罪法律规范的施行也再度引发了社会的瞩目。然而在证据运用的角度,危险驾驶罪丰富的实践命题尚需总结,与研究的相对缺乏构成了矛盾。《刑事诉讼法》近年修订后的实践经验积累,也同时构成了刑事法律需要协调施行的背景和实践诉求。事实上,危险驾驶罪的证据运用具有其自身不可忽视的特性。本罪证据的固有特点,以及证据在行政程序和刑事诉讼衔接中的课题亦具有研究的价值。证据在行政执法程序和刑事诉讼中的衔接、移送等实践,产生了司法鉴定尚待审视、证据鉴真过程模糊、证据衔接特性有待明确的问题。故而,以刑事诉讼法立法和修订的本意,厘定司法鉴定规范；界定证据鉴真机制；按照刑事诉讼标准进行证据使用,是处理行政执法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间证据运用差异的宗旨。通过危险驾驶罪证据特性的阐释,梳理本罪行政程序和刑事诉讼证据运用的现状,解析公权力机关在完善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时法规范设置不协调的现象,最终可得出其隐含的思想实质为“新法定证据主义”的结论,并且该思想具有日渐萌发的趋势。危险驾驶罪证据运用在兼顾本罪证据特性的同时,仍应坚持“自由心证”的证据运用理念。危险驾驶罪的证据运用具备贯彻“自由心证”的相对优势。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需在“自由心证”思想的涵盖之下,刑事证据法规也应在坚守此思想的前提下进行演进。据此,本文正文共分为如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危险驾驶罪及证据规范的立法沿革历程进行了回顾,介绍了推进危险驾驶罪法规创立和完善的两个典型案例,归纳案例中反映的本罪证据运用争议。第二部分阐明了危险驾驶罪证据运用的基本特点和主要影响因素。将本罪证据运用的基本特点总结为证据类型单一、司法鉴定作用突出,证据信息易失、笔录证据补充性强,犯罪主观构成证明难三点；并指出实践中证据运用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危险驾驶罪“抽象危险犯”的界定。第三部分分析了行政程序和刑事诉讼的证据鉴真与衔接。此部分由司法鉴定意见阐释了本罪证据鉴真的方法、意义和特点,以及证据衔接的特性是“程序依赖性”和“高度专业性”,《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作为危险驾驶罪证据衔接的依据,不同公权力主体对此规范的不同解释反映了相异的证据运用理念,即“新法定证据主义”和“自由心证”的冲突。第四部分笔者通过对“新法定证据主义”成因和特征的梳理,介绍了该证据思想的源流和在当前法律制度中的表现方式。第五部分是本文的主旨所在,笔者主张本罪证据运用应摒弃“新法定证据主义”并提出了危险驾驶罪证据运用理性化的建议,即在协调量刑要素和优化审判管理的条件下,贯彻“自由心证”的证据理念；并且危险驾驶罪作为践行“自由心证”的起点具有特殊的优势,法官应通过本罪“自由心证”思想的实施,推动立法演进和司法实践中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