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关系是社会生产和生活中人们之间最重要的联系之一，也是市场经济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领域，劳动力市场越发展，劳动关系问题越重要。如何从制度安排上建立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以适应现代工作环境的变革，是世界范围内劳动关系调整面临的共同难题。近年来印度经济飞速发展，特别是IT和服务外包业的发展引起了世界的瞩目，但与此同时时而传来的罢工消息，也引起了人们对印度劳动关系体系的思考。本文在客观描述印度劳动关系发展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背景的基础之上，综合大量的文献对印度劳动关系发展的历程进行划分，分析各个阶段政府采取的相关政策，以期为我国的现实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　　 本文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发现印度劳动关系由于经济周期、政党斗争(政党之间和国大党内部)、技术变革、社会理念等原因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因此按印度的历史发展情况对其大致进行划分：依据各时期的背景和特点对印度劳动关系的发展历程进行阶段性的划分，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殖民地时期，即1947年之前；国家主导时期，即1947年至1991年；经济自由化改革时期，即1991年至今。同时又根据经济发展情况以及政治因素将国家主导时期分为三个小的发展阶段，即1947年至60年代中期、60年代中期到1979年和1980年至1991年。　　 第一阶段殖民地时期，作为英国在亚洲最大的殖民地，印度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都极其的恶劣，个人力量的薄弱和生存的压力促使了工会的产生。但由于印度本身的社会历史文化特点和工会本身的软弱性，使得劳工运动和政治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体的，这一点直接导致了印度工会在以后发展阶段中对政党的依附性。这一时期印度政府劳动关系政策的特点是“放任自流”，当然也包括一些“选择性的干预”。该阶段典型的协调产业关系的法律有：1881年《工厂法》、1923年《工人补偿法》、1926年《工会法》、1929年《印度劳动争议法》、1936年《工资支付法》、1946年《产业雇佣(常规)法》等。　　 第二阶段国家主导时期，独立之后受其第一任总理尼赫鲁思想的影响，印度走民族社会主义道路，采取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政策，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发展，由国家控制经济中的关键点和制高点，导致公共部门和公营经济的膨胀。在劳动关系领域也表现为国家的大包大揽，国家采用各种手段介入劳动关系领域，维护工业和平，避免罢工和关厂。通过集体谈判、协商、自愿仲裁和强制审判四个机制来解决劳动争端。尽管在80年代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改革幅度较小，基本上还是延承国家主导的思想。　　 工会在这一阶段经历了显著的变化，首先是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注册工会的数目急剧膨胀，从1951/1952年的4623个，增加到1961/1962年的11614个，工会对政党的依附性也是非常的明显。其次是60年代中期到1979年，政党之间的竞争、工会的多元化以及工会的政治性，加之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体制累积的行业危机，导致工会的分裂和工会力量的削弱。再则是1980年至1991年，这一阶段是工会逐渐衰落的时期，政府组织的工会在业界的信誉下降到无法重新恢复的地步。经济的调整和各邦本身存在差异性导致邦之间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以及行业部门之间的不均衡，使得分散的集体谈判和独立工会的出现，而且在不同的行业、地区，工会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　　 该阶段典型的协调劳动关系的法律有：1947年《产业争议法》、1948年《最低工资法》，1948年《雇员国家保险法》、1952年《雇佣预备基金法》、1954年《种植园劳动法》、1965年《奖金支付法》、1982年《国家保障法案》以及一些法案的修正案等。　　 第三阶段是经济自由化改革时期，经济自由化改革极大的影响了印度的劳动关系，政府在这中间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是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一是允许市场因素自由的发挥作用。经济制度的改革，导致大量非正规就业部门的产生，大部分新的就业将采用更灵活的方式，这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工会活动的范围，工会需要重新定义其角色和目标，并采取新的管理方式。在政策方面，由于工会的分散化和政党内部的分歧，印度协调劳资关系的法律仍然是沿用独立前或独立后颁布的一些法律，或是在原来法律的基础上做了些修改，并没有颁布系统的劳动法规。当然印度政府也意识到了劳动关系领域的问题，组建了各种委员会对劳动关系领域的问题提出合理的建议，如国家劳工委员会(NLC)，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建议并没有得到实施，印度劳动政策的发展远没有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　　 纵观印度劳动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印度政府在劳动关系领域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它在很大的程度上主导并控制了劳动关系的发展方向。但由于各种原因，劳动关系领域的改革至今没有大幅度的进行，其矛盾依然很突出。笔者在大量文献阅读的基础上认为印度劳动关系的发展趋势有以下三点：政府的职能将从控制转变为协助；劳动政策将更广泛的关注全体劳动者，特别是非组织化部门；劳动关系政策将与经济政策、工业化战略相结合，改变僵化的制度，扩大企业的用人自主权，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