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通过研究黎立武《大学本旨》一书,从学术思想史的层面揭示出黎立武是在借用古本《大学》来阐发“理学”新意。在对黎氏生卒年的考证中,认为黎立武大概生于南宋淳佑三年(公元1243年)左右,卒于元朝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左右。针对黎氏的师承问题,认为黎立武乃通过阅读二郭氏著作以“私淑”“兼山学派”。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可能出于他对此派学人思想的心灵遥契,另一方面则是他身上透显着江右思想家不因循守旧,不重师承、师传,追求思想上独特创新的“另类”特性。关于《大学本旨》的结构,则主要以程朱改本作对比,分析黎立武选择古本的原因。正是由于程朱在以“改经以尊经”的建构中走向了“改经而改学”的道路,黎氏才放弃改本而选择古本《大学》以立论。进而详析了他对《大学》所作的“八章之分”,并通过与程朱改本的比较,指出《大学本旨》本质上是拥有古本外貌的“理学”改本。面对《大学本旨》一书的义理涵摄,指出黎立武认为《大学》乃是一部阐发圣学“心性”的圣典。他坚持“有物必有则”的理学观点,认为整个世界是“天理”的秩序化、现实化产物。认为“大学之道”的究极目的在于“建用皇极”、“会归有极”。“大学之道”所倡言的“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实质乃是一事,是就现实社会能够回溯至“天理”状态的内在可能根据的阐明。人的自明过程就是“明乎善”的过程,是“诚乎身”、“止于至善”的过程。“明道、自明”的关键就在于要“致知”,知道“止于至善”之“止”之所止。黎立武认为“知止”就是要知“至善”之“天理”。这一求“知止”的过程就是“致知”,而求“知止”的工夫则全在于主体自身之“诚”上。所以黎立武一方面认为《大学》中的“格物致知”环节并不缺失,一方面强调“诚意”在整个“大学之道”中的基础性、重要性。最后从学术思想史层面指出《大学本旨》的特点。一方面黎立武对《大学》的理解并不完全依循古本《大学》,而是赋予古本时代化的特征——程朱理学特性的精神,以程朱理学的理念范畴来对古本《大学》进行建构和解构。另一方面黎立武借由《大学本旨》一书重拾古本《大学》中的某些重要思想,以规避程朱学思“借改经而改学”的弊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格物致知”的重新解读和对“诚意”工夫着重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