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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目前,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病人在接受腹腔镜肝切除术后深静脉血栓（Deep vein thrombosis,DVT）的发生率仍然未知。此外,现有的DVT发生风险评分系统不适用于接受腹腔镜肝切除术的HCC人群。方法:在2016年6月到2020年1月期间,共有355名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肝脏外科中心接受了腹腔镜下肝切除手术的HCC病人被纳入到本研究中。其中,训练队列共有243名病人,验证队列共有112名病人。首先,在训练队列中,我们构建了DVT发生风险预测模型;随后,在此风险预测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开发出了DVT发生风险预测列线图。最后,在训练队列及验证队列中,我们对风险预测模型和列线图的预测能力进行了评估。结果:在本研究中,共有66名（18.6%）接受腹腔镜下肝切除手术的HCC病人术后发生了DVT;其中包括:40名（60.6%）单侧远端DVT病人,24名（36.4%）双侧远端DVT病人,以及2名（3.0%）单侧近端DVT病人;没有发现双侧近端DVT病人及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PE）病人。在训练队列中,通过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我们获得了DVT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它们包括:年龄（p=0.008）、性别（p<0.001）、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p=0.005）、合并症（p<0.001）和手术体位（p=0.003）,并且被用于构建DVT发生的风险预测模型。在两个队列中,我们评价了该模型的预测能力。在训练队列中,该模型预测能力的评价结果如下: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AUC）为0.861,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s,CI）为0.802-0.920;Hosmer-Lemeshow（H-L）检验p值为0.626;最佳截断值为0.280;灵敏度为44.4%,95%CI为30.0%-59.9%;特异度为96.5%,95%CI为92.6%-98.4%;阳性预测值（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PPV）为74.1%,95%CI为53.4%-88.1%;阴性预测值（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PPV）为88.4%,95%CI为83.2%-92.2%;准确度为86.8%,95%CI为82.5%-91.1%。在验证队列中,该模型预测能力的评价结果如下:AUC为0.818,95%CI为0.716-0.919;H-L检验p值为0.259,灵敏度为38.1%,95%CI为19.0%-61.3%;特异度为98.9%,95%CI为93.2%-99.9%;PPV为88.9%,95%CI为50.7%-99.4%;NPV为87.4%,95%CI为79.0%-92.8%;准确度为87.5%,95%CI为81.4%-93.6%。此外,通过绘制校准曲线进行评估后,DVT发生风险预测列线图也表现出了良好的预测能力。最后,DVT发生风险预测列线图相比于Caprini评分系统获得了更好的预测表现（p<0.001）。结论:接受腹腔镜肝切除手术的HCC病人术后DVT的发生率不低,不容忽视。DVT发生风险预测列线图的应用有助于临床实践中对DVT发生风险的评估以及对需要接受药物预防性抗凝治疗人群的筛选。背景:目前,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病人在肝切除术后的高复发率以及肝外转移的发生严重威胁着病人预后的改善。然而,目前仍然缺少有效的工具去预测复发及转移的风险。方法:我们连续收集了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肝脏外科中心接受肝切除术的巴塞罗那（Barcelona clinic liver cancer,BCLC）0-A期HCC病人的相关临床资料,并进行回顾性分析。我们将研究人群在肝切除术后首次复发的部位包含肝脏以外其他器官的病人纳入到肝外转移组,而其他病人被纳入到非肝外转移组。同时,非肝外转移组的病人依照手术与首次复发时间间隔是否超过2年被分成早期复发组与非早期复发组。随后,我们根据术前相关临床资料构建了肝外转移风险预测模型以及肝内早期复发风险预测模型,并在风险预测模型的基础上,开发了风险预测列线图,并评估它们的预测能力。最后,应用临床决策曲线评估风险预测模型的临床应用价值。结果:本研究共纳入了351名连续的病人,包含肝外转移组36人（10.3%）和非肝外转移组315人（89.7%）,其中,非肝外转移组又包含了早期复发组120人（38.1%）和非早期复发组195人（61.9%）。在Logistic回归分析中,我们得到了肝外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甲胎蛋白（Alpha fetoprotein,AFP）分级（p=0.002,比值比（Odds ratio,OR）=1.580,95%CI:1.182-2.144）、肿瘤直径（p=0.039,OR=1.103,95%CI:1.002-1.209）和瘤内坏死（是）（p=0.034,OR=2.379,95%CI:1.042-5.222）;以及早期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习惯性饮酒（是）（p=0.019,OR=1.994,95%CI:1.123-3.561）、病毒性肝炎（是）（p=0.004,OR=4.480,95%CI:1.736-13.707）、Ln AFP（p=0.039,OR=1.094,95%CI:1.005-1.191）、肿瘤数目（多发）（p<0.001,OR=6.468,95%CI:2.702-16.543）、肿瘤直径（p=0.001,OR=1.170,95%CI:1.082-1.271）和肿瘤包膜（是）（p=0.004,OR=0.448,95%CI:0.258-0.773）。随后,我们根据这些独立危险因素构建了预测风险模型及列线图。最后,我们评价了模型以及列线图的预测能力:肝外转移风险预测模型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AUC）的值为0.740,95%CI:0.663–0.816,最佳截断值为0.095;早期复发模型AUC的值为0.754,95CI:0.700-0.808,最佳截断值为0.560;此外,肝外转移风险及肝内早期复发风险预测模型均通过了Hosmer-Lemeshow（H-L）拟合优度检验（肝外转移风险预测模型:p=0.653,肝内早期复发风险预测模型:p=0.096）。整体来说,我们所构建的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结论:BCLC 0-A期HCC病人R0切除术后发生肝外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AFP分级、肿瘤直径和瘤内坏死;肝内早期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习惯性饮酒、病毒性肝炎、Ln AFP、肿瘤数目、肿瘤直径和肿瘤包膜。我们根据术前相关临床因素构建的肝外转移风险预测模型和肝内早期复发风险预测模型在识别这些高危病人方面表现出了良好的能力。在它们的帮助下,对高危病人积极地采用相关干预措施,可能会进一步改善他们的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