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习近平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非传统安全因素已成为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主流意识形态负有凝聚社会力量、引领社会思想等多重功能，意识形态安全是非传统安全因素中至关重要的内容。近年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总体平稳、安全，同时也面临一些新情况、新挑战，境外宗教渗透便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我国宗教自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中国化方向，为促进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贡献了力量，在对外交流中搭建了展示中华文化、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平台。但境外宗教渗透却通过各种途径利用宗教宣扬西方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念，传播分裂主义思想，以削弱我国社会的凝聚力和文化认同，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我国宗教健康发展乃至大国外交的实现都具有一定的危害，因而需要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高度，坚决抵御境外宗教渗渗透。
　　本文除绪论外，正文由五部分构成，围绕抵御宗教渗透、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这一主题，第一部分为理论性研究，主要阐释宗教渗透和意识形态安全的一般理论，区分正常宗教活动与宗教渗透，分析宗教渗透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之间的理论关系。第二部分为实践性研究，集中描述境外宗教渗透的基本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宗教渗透行为的政治目的性及其在实践中的其他特征。第三部分为时间性研究的延伸，对境外宗教渗透的方式和路径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为宗教渗透行为的识别与应对奠定了基础。第四部分为关联性研究，境外宗教渗透通过对特定群体、特定地域的影响逐渐向整个社会扩散，当其具有深入影响我国的国家认同、制度认同、文化认同乃至社会凝聚力的现实可能性时，便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威胁。第五部分为对策性研究，根据宗教渗透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外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抵御境外宗教渗透、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措施，第一，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提高群众的识别和防御能力，打造抵御各类渗透的坚固屏障。第二，以“命运共同体”观念构建处理外来宗教问题的中国方案，摒弃政治目的，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开展对外交流，切断境外组织通过宗教向我国进行渗透的途径，引导我国宗教在和谐的宗教生态及政策环境中成为积极抵御宗教渗透的重要力量。第三，将“治理”理念引入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领域，完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体系，提高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能力及其现代化水平，防范、化解境外宗教渗透带来的风险，最终确保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全面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对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