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研究认为,我国对文本信息的监管处于空白阶段,基于私人利益的考虑,管理层有机会和动机在披露的文本信息中使用超额乐观语调误导投资者（Allee和De Angelis,2015;王华杰和王克敏,2018）,实施语调操纵行为。在2001年,我国引进了管理层讨论（MD＆A）披露制度,上市公司对外披露的MD＆A内容不仅包含了管理层对上市公司过去经营状况的分析和总结,还包含了其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状况的预期,是投资者得到与上市公司前瞻性信息的关键途径。至此,探索MD＆A中管理层语调操纵的治理路径至关重要。2013年,沪深两所公开发布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直通车制度,实现了上市公司公开信息披露审核的重心转移,由“事前审核”转变成了“事后监管”,并使问询函制度变成重要的监管手段。其作为监管体制创新背景下的一项重大创举,并引起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普遍重视,现有研究表明,问询函制度能够在会计数字信息等方面实现有效的监管（刘柏等,2019;李晓溪等,2019a）,并会引起明显的市场反应（陈运森等,2018;陶雄华等,2018）。但尚未有研究探讨问询函制度对MD＆A中管理层语调操纵是否也能实现有效监管。因此,本文以2007年-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年报问询函对MD＆A这部分的管理层语调操纵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年报问询函能够抑制MD＆A中的管理层语调操纵行为,且当年收到年报问询函的数量越多,年报问询函对管理层操纵语调的治理效果越显著;（2）分析师关注度越高,年报问询函对管理层操纵语调的治理效果越显著;（3）媒体关注度越高,年报问询函对管理层操纵语调的治理效果越显著。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的年报问询函制度对上市公司披露文本信息质量方面具有非预期的监管有效性,且与外部监管力量之间存在协同治理的关系,为此,监管层应完善文本信息披露监督体系、完善多元化外部监管模式、进一步创新一线监管措施、加强投资者教育。本文基于监管方式创新改革的背景,以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制度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披露制度为依托,探究年报问询函对上市公司披露年报中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管理层语调操纵的监管有效性,不仅拓展了问询函制度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还增加了管理层语调操纵影响因素方面的文献。这有利于改善我国信息披露环境和维护投资者利益,为推动资本市场有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