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未成年人触法事件受到社会的极大关注,犯罪低龄化问题也成为热点,《刑法修正案（十一）》回应了这样的形势,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进行附条件下调,但要真正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有效防治,必然需要回归对涉罪未成年人本身的研究。自2012年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正式确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根植于国家亲权理论、社会控制理论、标签理论及教育刑理论,致力于探寻涉罪未成年人的犯罪原因及影响因素,给予针对性的处遇建议,不仅能够保障刑事责任年龄新规定的准确适用,还能贯彻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价值。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探索,但由于未成年人司法的价值理念认同度不高、专门化和体系化建设不足,以及社会支持体系不完善的原因,目前我国社会调查制度仍面临着诸如社会调查主体不统一、程序不规范、社会调查报告质量普遍欠佳且属性存在争议,以及配套机制不完善的现实困境,十分不利于制度的运行,极大地制约了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发展完善。因此,在分析和借鉴域外社会调查制度优秀经验的基础上,我国社会调查制度的改革应落实在设置科学统一的社会调查主体、规范社会调查的程序设置、提升社会调查报告的质量、明确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属性,以及建立完善社会调查的监管机制、异地联动机制和保密机制这几个层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