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立法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立法被公认为法治诸环节中最好的一环，不仅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且正朝着日趋完善和科学民主的方向迈进。然而综观我国立法60余年的历程，立法建设充满着艰辛与曲折，即使是改革开放后的30年，立法也并非顺畅。特别是很多社会急需的立法迟迟不能出台，即使最终有幸破冰而出也是历经千辛万苦。这固然与主客观的多重因素有关，然而立法技术，尤其是其中的立法时机选择却是影响立法进程至关重要的因素。时机不仅指纵向的时间，还与特定的空间紧密相连。然综观共和国立法60多年，最大的时空环境即为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本文即是以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为背景，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结合我国的立法实践，站在历史和比较的视野，以立法学和法律社会学为基本分析方法，探讨如何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立法时机选择，以提高立法效率和法制质量，实现立法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加速我国的法治进程。　　除引言外，文章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对立法时机选择作出界定，分析立法时机的内涵、外延和立法时机选择的主体、特征、意义;第二部分，讨论作出时机选择的一般依据，主要是从影响立法需求和立法供给诸因素的角度来分析;第三部分，比较立法时机选择中的三种方式，即立法的超前、滞后与同步，并作出一般评价;第四部分，结合新中国成立来的立法历程，其中重点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探讨我国立法实践中时机选择的特点，并反思其问题和原因，提出完善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