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开始，统治者开始重视思想文化建设，主张儒释道三教并用。佛老借此机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甚至在部分思想上占领了儒学的领地。面对佛老的极大发展，儒学渐渐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意识到必须放弃繁琐的考证，从义理入手，恢复儒学原有的开放精神。由此，宋初儒者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儒学复兴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儒生们在孟子的思想中找到了使儒学走出困境的思想依据，由此掀起了一股尊孟的潮流。与之相对的，是另一部分儒生涌起的“疑孟”、“非孟”的思潮。在这场运动中，最值得研究的，当属苏轼。苏轼对于孟子的态度，历来被归为“非孟”一派，然而笔者认为，苏轼之非孟，称为“辨孟”更为贴切。因苏轼并未像李觏一样对孟子全盘否定，也未像尊孟者一样对孟子彻底地肯定。苏轼之“非孟”是辩证的，是理性的。在他的《论语说》中，从八个方面与孟子进行了辩论，其中大部分都是指出孟子与孔子思想中所不相吻合的地方，只有关于人性与权变两个方面的论题是对孟子核心思想的辩说。苏轼反对孟子将性定位为善，认为性是无善无恶的。他主张性情同一论，认为喜怒哀乐之情感表现皆出于人类之本性，是自然之心的流露，本然之性的表现，性是情的总体性的抽象概括。苏轼之人性包括自然之性与社会道德伦理之性，自然之性是人生存的基础，是不能加以泯灭的。但人可以在自然本真之性上，去追求更高层次的伦理之性。因人不同于动物，人须与他物相待，因而需要对自然之性有所约束，使之合乎节文，以便“天下分明”，君臣父子各就其位、各施其职，整个社会方能相安无事。由此，苏轼提出了礼，但礼并不是强于人者，而是源于情的，并不是外在的道德条目对于人的约束，而是源于人自己的选择。人对于伦理道德，并不体现于“敬”，而是人性的自然流露，是彰显人的本真性情，是达到一种“性自命得”的境界。对于孟子的权变思想，苏轼并不是从根本上进行否定，只是对“权”怀有高度的戒备心理。他认为权与礼相对，若对权利用不当，则会出现个人以“私意权之”，从而造成原则性的丧失。因此，他主张恪守一定界限，反对个人主观随意的权变，反对个人对礼进行主观随意的更改。苏轼的非权变思想其实是与他的人性论思想一脉相承的。在他的人性论当中，礼源于情，情乃是公众之情，礼只能随公众之情的变化而变化，个人不能轻易的改变，这就为其反对个人色彩浓厚的权变思想提供了人性论的基础。除了“辨孟”，苏轼对于孟子同样有推尊的一面，他以《孟子》释他书，承孟子之民本思想，同时认为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推尊孟子最近于孔子。苏轼的孟学思想对于当时的革新派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避免王安石政策过于激烈而给社会带来更大的伤害。也有利于后人更加理性地看待孟子及其思想。其独特的人性论思想中，肯定人之自然欲求，主张率性而为，对于当时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否定人自然之性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无疑是一种有力的抗争。对于人之自然之性的保留具有很大的作用，同时对于古代文学人文主义的出现有首倡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