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一系列经济发展奇迹的背后,伴随着严重的生态危机,基于疾病成本估算,中国每年仅空气污染造成的国内生产总值损失就高达1.2%。党的二十大指出:“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立足我国能源禀赋,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窥探中国特有情境,县域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主阵地,在实现减污降碳的战略目标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但是我国县域内市场机制并不完善,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等生产要素匮乏,需要财政政策支持县域经济结构调整。因此,系统探究县级政府对当地绿色发展的影响及甄别其中影响机制,对帮助县级政府提升财政政策效能和实现减污降碳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文从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两方面研究了县级政府投资对企业污染治理的影响。理论模型方面,本文首先将县级政府投资纳入到包含前端控制和末端治理的企业污染动态减排模型中,利用县级政府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投资基础设施、绿色能源供给、产业发展等路径影响企业生产要素价格,进而影响企业减排方式的选择和最终减排效果。通过上述传导链将县级政府投资影响企业污染强度的机理具体为生产要素投入调节效应、生产技术进步效应和环保设备投资效应。实证检验方面,本文将县级政府成立的融资平台数据与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相匹配,并选用县级政府融资平台成立的虚拟变量作为县级政府投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县级政府投资对企业污染减排的影响。研究发现,县级政府成立融资平台后,辖区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强度显著下降,且县级政府投资通过前端控制引导企业实施积极的减排措施。异质性分析表明,非国有企业、污染企业、经济发达地区和污染严重地区对县级政府投资的环境效应更为敏感。经济机制分析表明,县级政府投资通过微观和宏观两个维度影响企业污染减排,在微观方面,政府投资推动了企业改善能源使用结构和生产技术。在宏观方面,政府投资形成的便捷交通、诱人的产业政策、清洁能源等配套措施,促进了辖区形成经济集聚效应和承接省会城市的政治资源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系统探讨了县级政府投资对企业污染减排的影响。一方面,关于政府投资的研究多集中于经济后果和影响因素,而本文基于环境治理的视角拓展了地方政府投资非经济后果的研究;另一方面,现有文献大多聚焦在行政命令型、市场型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而忽视非环保政策对环境治理的溢出效果。本文则从县级政府投资的视角补充了相关领域的研究,也为环境治理政策的研究提供了新视野。第二,本文将企业追求成本最小化,而利用前端控制和末端治理的相互替代实现污染减排的动态过程纳入到企业污染排放模型中,构建了县级政府投资通过要素价格影响企业生产要素投入调节效应、生产技术进步效应、环保设备投资效应的减排模型。第三,本文创新性地以县级政府成立融资平台作为政府投资的代理变量,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系统检验了县级政府投资对企业污染减排各环节的影响,克服了以往只能在省级层面研究政府投资的局限性。第四,本文的研究视角聚焦于县级政府和微观企业层面,发现县级政府投资通过企业能源使用结构、生产技术水平、地区经济集聚效应、地区政治资源溢出效应推动企业自发减排,为今后地方政府提升财政政策效能和推动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协同发展目标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