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历来重视科技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能看见政府对产业进行干预的踪影,尤其是在经济转型时期,政府将继续引导部分产业的未来发展。为了促进新兴产业的推广和发展,政府部门也会通过设计一系列的制度工作激励企业的投资经营。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新兴战略产业,既能有效缓解能源和环境压力,又能推动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紧迫任务,自2009年以来,为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政府设计了多样制度工作,为其提供了大量的资金补贴,但是近年来,随着补贴范围和金额的逐年提高,“寻补贴”、“补贴依赖”的现象也普遍浮现。虽然这一现象激起了学者关于制度工作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研究,但由于现有研究视角单一,制度工作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实际激励效果在现实情境中仍存在争议。进一步的,对于制度工作与企业创新绩效问题的研究成果虽然众多,但是始终跳不出“黑箱”的局限性,绝大多数研究对其中的作用机理仍缺乏深入系统地分析。此外,国内现有的实证检验多基于宏观和中观数据得出研究结论,针对企业微观的研究仍不多。所以,到底制度工作是否对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绩效产生影响?不同类型的制度工作对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又各是以什么样的运作机理影响的?不同所有权性质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对不同类型的制度工作又会有何反映?这些问题都尚未得到解决。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本文将制度工作划分为建构式制度工作和获取式制度工作,以制度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为切入点,再将企业研发投入作为中介与企业创新绩效共同纳入,构建较为完整的研究框架,以考察建构式制度工作和获取式制度工作发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杠杆作用的理论机理。考虑到边界条件,本文引入企业所有权性质作为权变因素,以制度逻辑视角分析不同性质的企业对不同类型制度工作的反映机制。在实证分析中,本文基于2013年-2018年概念股276家新能源汽车上市企业为样本,利用Stata14.0等工具对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通过理论与实证的探讨,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制度工作可以通过创新资源补充机制影响企业创新行为,建构式制度工作和获取式制度工作均有效地提高了新能源汽车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且建构式制度工作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效果优于获取式制度工作。建构式制度工作能够及时地补充新能源汽车企业自身所缺乏的创新资源,为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提供必要的资金,从而降低了企业自身创新努力的边际成本、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企业创新活动的风险,从而对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具有更强烈的促进作用。第二,研发是影响创新产出的重要决定因素,研发投入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创新绩效具有促进作用。随着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企业创造的新知识和新技术随之增多,创新能力也得到提高,从而带来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产出的增加。但是由于技术创新活动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所以企业研发投入对创新产出的正向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第三,政府制度工作设计可以帮助企业克服短期运营资本的紧张,并将富余资金用于补充研发费用的支出,从而提高企业研发水平,增进企业的创新活动,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所以,对于新能源企业,建构式制度工作和获取式制度工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都通过企业研发投入作为中介进而传递。第四,企业所有权性质对建构式制度工作、获取式制度工作和企业研发投入之间都具有调节作用,但是不同类型制度工作的作用效果在异质性企业间存在显著差异性:相比国有企业,建构式制度工作对民营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相比民营企业,获取式制度工作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基于“建构式、获取式制度工作——研发投入——创新绩效”的分析逻辑,本文完善了制度工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具体表现在:一是将制度工作划分为建构式制度工作和获取式制度工作,从微观角度讨论宏观制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扩充了研究视角,也丰富了现有关于制度工作和企业创新绩效的实证研究成果。二是本文从制度理论视角入手,将研发投入作为中介变量,引入调节变量,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制度工作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研究框架,深入揭示了制度工作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根本机理。三是以企业所有权性质为切入点,明确了不同类型的制度工作影响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绩效的情境因素,拓展了关于政府补贴作用边界条件的现有研究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