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及国际化分工格局的成型,中国本土供应商已经普遍深度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并逐渐成长为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坚力量。但是,面对国际客户日益复杂和隐蔽的压榨“组合拳”,这些实力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供应商很容易被主流的全球价值链边缘化,甚至陷入“低端锁定”陷阱。同时,“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新格局更是增加了解读本土情境下供应商升级问题的复杂性。随着全球价值链研究正在逐渐地将分析水平从全球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逻辑,推向一个更以企业为中心的概念化,企业成为揭开全球价值链升级“黑箱”的关键所在。然而,已有研究在传统全球价值链静态分析范式的影响下,普遍缺乏对本土供应商治理模式及升级路径微观机理的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以“本土供应商的治理模式与升级路径”为研究主题,主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本土供应商的治理模式及对升级的影响是怎样的?”“本土供应商如何通过构建创新能力实现升级?”和“本土供应商升级过程中如何进行路径选择?”具体研究过程中,本研究基于对企业实践和相关理论的梳理,综合运用案例研究方法、扎根理论和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设计并开展了三个子研究:子研究一聚焦“本土供应商治理模式及对升级的影响”这一核心问题,以广州方邦等六家本土领先供应商为案例样本,研究发现:本土供应商视角下,全球价值链治理体现为一种“双维嵌套”治理模式,“纵向多元治理”和“横向整合治理”则为构成这一治理模式概念框架的基本维度。其中,知识治理和价值治理是解释这—概念框架形成的关键视角,通过“纵向多元治理”与“横向整合治理”之间基于“治理动机—治理界面—治理结果”逻辑的交替和匹配,进而形成了“双维嵌套”的治理模式。同时,权力空间和权力边界共同作用下,本土供应商的权力关系动态性呈现出一种“N”字形的演化规律,并基于此形成了“升级合法性—升级效率性—升级适应性”的阶梯式传导机制。这一结论在弥补已有研究对于全球价值链治理情境化探究不足的同时,回应了本土供应商如何从根本上改变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束缚的微观问题。子研究二围绕“本土供应商升级的创新能力机理”这一核心问题,以深圳信太、思坎普和升谱光电为研究样本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在全球价值链治理约束动态变化情境下,本土供应商创新能力与升级要求的“不匹配”状态愈发明显,企业必须主动地进行创新能力构建从低阶能力区间向高阶能力区间的阶跃,不断实现二者之间的动态匹配。因此,在本土供应商的全球价值链升级中,创新能力会经历“局部型创新能力—定制化创新能力—协同型创新能力”的演化过程。伴随着升级目的和重心的动态演化,本土供应商创新能力构建的特征、范围和程度都在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协同演化,从而导致了“工艺优化升级—产品创新升级—自主功能升级”的升级路径转变。供应链整合作为一种关键性的创新实践,是影响本土供应商升级过程中创新能力演化的重要因素。本土供应商基于制造能力、资源配置能力和R＆D能力三种关键能力,通过“能力积累—能力延伸—能力跃迁”的作用机理实现创新能力的动态演化,进而推动升级的快速实现。这一结论明确了全球价值链升级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内在联系,推进了全球价值链升级研究的本土化落地和系统化拓展。子研究三关注“本土供应商升级的路径选择机制”这一核心问题,从一个系统和全面视角探究本土供应商如何能够基于如何同多个要素相互依赖的耦合效果实现升级,研究发现:本土供应商升级是治理机制（正式治理和关系治理）、技术能力（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和环境动态性等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动态作用过程。基于治理机制、技术能力和环境动态性等多个因素构成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对本土供应商升级的空间路径给出了新的解释。基于此,本土供应商主要通过3种路径构型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包括创新主导型（创新能力为核心条件）、技术突围型（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共同构成核心条件）和共生发展型（关系治理和生产能力共同构成核心条件）。不同构型代表着不同供应商升级的多重等效路径,单个要素条件并不构成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必要条件,但是提高本土供应商的关系治理和创新能力在实现升级上发挥着普适性的作用。这一结论强化了本土供应商升级路径的系统性和具象化,为更细粒度地理解全球价值链升级现象提供了理论参考。总之,本研究对全球价值链基础理论、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和全球价值链升级理论等相关领域作出了一定理论贡献,为本土供应商突破全球价值链升级困境、降低我国“全球化脱钩”风险具有一定的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