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论述了克林顿环政府环境外交政策实施的背景、原因及内容，对其环境外交政策的实质及影响作出理论分析，以对我国环境外交政策有所启示，并提出对策建议。　　冷战后，美国已经将环境问题纳入其长远的外交日程之中，环境外交已成为其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克林顿入主白宫后，开始调整里根、布什时期的消极环境外交政策，不断提升环境问题在外交事务中的重要性，并把环境外交政策作为其外交战略的一部分，实现全球霸权战略。面对欧盟、日本等大国积极拓展环境外交的国际局势，克林顿政府出于对国家利益热切关注、出于对国际环保市场有利位置的获取，更出于对世界环发事务领导权的谋取，推行环境外交政策并加以实施。　　本文从四个方面来论述克林顿政府环境外交政策的具体内容。在解决全球性环境问题上，克林顿改变以往在国际环保条约谈判中的僵硬态度，积极签署国际环保条约，参加国际环境安全机制，推动了国际环境安全机制的发展;克林顿特设可持续发展总统委员会，研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资金援助以改善全球环境。在解决区域性环境问题方面，克林顿政府认为美国的重点应该在那些可能引发国内、国际间紧张局势的关键领域的污染和资源安全上。美国在这些地区的环境外交活动客观上有利于维护世界生态环境系统的稳定;在国外开设环境中心，促进相应地区改进环境状况。在双边环境合作方面，美国将与欧盟、日本、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开展环境合作，特别重视与中国的环境合作。通过环境问题的双边磋商来谋求多边环境问题中的主导地位。有限制性地签署影响经济利益的国际环保条约，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美国放弃执行《京都议定书》，致使国际社会长期的努力受到沉重打击。　　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战略是为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维护和推进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服务的，力图保持美国首要地位的战略。因此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克林顿政府的环境外交政策是其总体国家战略和外交战略的一部分，固然脱离不了这一思维框架。其环境外交政策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因而成为美国国家政策中极为复杂的一个领域。　　克林顿政府环境外交政策的实质表现为两点:一是在“霸权稳定论”理论指导下并付诸实施的，这反映出美国霸权的狭隘利己性，其核心是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甚至不惜牺牲别国或世界共同利益。因此，“霸权稳定论”为美国的环境霸权行为披上一层“任慈”的面纱，使其更具欺骗性。　　二是克林顿政府的环境外交行为根本经不起道德评判。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自损形象，是道义上的一大失败，在国际社会上遭到普遍谴责。美国的环境外交对现实权力和利益的追求大大超过其对虚无的道义原则的忠诚，其外交政策从来不存在什么纯粹的道义追求，更不具有什么利他的大公无私特征。　　克林顿政府环境外交政策对国内的生态环境、经济、政治及军事四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国际上说，克林顿政府环境外交政策适应了国际形势发展的趋势，积极参与国际环境机制，促进国际环境合作，充分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为实现国际环境安全、争取国际和平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反映出环境外交政策实践的进步性。　　另一方面，克林顿政府环境外交政策毕竟是服务于其总体国家战略的，克林顿政府环境外交的出发点是谋取国家利益，在国际上产生了消极影响，这体现为两点:其一，对待气候变化问题的立场亦是国家利益使然。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以牺牲世界环境为代价，维护本国利益，这在环保道路上开倒车的行径招致主流国家的强烈批评。其二，环境外交政策对中国的影响。美中在环境外交方面的合作成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这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美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引向西方式的民主自由社会，可见，美国对华环境外交受制美国外交政策的选择，最终为其国家利益服务的。　　综上所述，美国的环境外交战略思想将更突出地为垄断集团服务的倾向性。一方面，客观上推动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防止地球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始终是为其本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具有大国私利性。　　应当从克林顿政府对于环境外交政策的行动取向中，找到一些战略性、规律性的线索，进而适时地调整我国的环境外交政策和对美关系，从而取得有利的国际环境主导权。为此，笔者认为:其一，立足国内的环境保护工作:不断提高公民的环境意识，加大对环保领域的投入，努力树立“绿色形象”，借鉴环境问题的解决机制。其二，针对美国利用国际环境会议和环境公约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提出不合理环境义务要求的情况，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以环境科技合作为主题，与美国开展对话和交流，积极主动地开展环境外交:采取正确外交策略，维护正当环境权益;维护国家利益，反对环境领域的霸权主义;在环境保护领域引入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时要注意中国的切实需要;积极适应环境外交的新趋势，努力把我国环境外交工作全面推向新世纪。　　最后，本人建议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建立国际环境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