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吏制源于唐五代吏制,对北宋制度多有借鉴,并随着辽代政治制度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完善,影响则及于金元,是中国古代吏制史上重要的一环。《辽史·百官志》对辽代吏职记载不多,通过各类文献予以增补后,大致可见辽代诸机构中名目众多的吏职之概貌。吏职在辽代行政运作中的作用随着辽代政治体制的不断发展而日渐重要,在公文运转和语言翻译方面的职能尤为突出。目前可知吏职设置情况最为清晰完备的有南枢密院和中书省。南枢密院分设有吏房、兵刑房(辽道宗后期分立为兵房和刑房)、户房、厅房等诸房,每房设有承旨、主事、令史等吏职。中书省内有堂后官、主事、守当官、令史、书令史等吏职。辽代对吏人已有比较完整的管理制度,包括选任、迁转出职、考核与奖惩、俸禄等几个方面。辽代吏人的来源比较多样化,既有契丹族吏人也有汉族吏人,既有“儒人充吏”(科举出身者充吏)和“职官充吏”,也有无功名者充吏,还有纳钱充吏和蒙恩荫充吏等,选任标准不一。吏人迁转在大安以前受上司赏识等人为因素影响较大。大安以后开始重视年资,表现出逐渐制度化、规范化的趋势。辽代吏制表现出明显的民族色彩。“吏”与“官”及“役”界线不清晰导致吏人身份的模糊化也是其重要特点,由此导致了辽代“儒人充吏”和“职官充吏”现象十分普遍。这一做法适应了少数民族政权充分利用人才、扩大统治基础的需要,提高了吏人地位,对辽、金、元各政权治理能力的提升有一定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