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快以及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农业部门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向城镇和非农部门转移。在中国农村地区一度出现稀缺土地资源的粗放经营甚至“抛荒”现象,中国农村土地实行平均分配,导致土地分散经营,此方式已不能适应以规模化、市场化、信息化为特点的现代农业发展。因此,亟需改革我国现行农地使用制度,重新配置土地来解决日益凸显出来的农业效率与农民福利损失问题。采用政府行政手段平均分配农地,无法充分发挥农村劳动力的效率,也无法规模经营土地提高生产效益,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发展。在行政手段不能有效配置土地的情况下,农民基于理性思考选择土地流转方式配置土地资源,农村土地流转也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而产生。制度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是显而易见。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效益更高的制度对效益较低制度的替代。制度变迁的诱因就是制度变迁的主体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追求。土地流转制度也是同样的道理,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是农户追求新制度中外在利益的过程,通过土地流转可以给转入土地农户和转出土地农户双方带来收益。农业经济不断市场化,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局限性逐渐显露。我国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本身不存在问题,但是存在小规模与土地细碎化弊端。所以与传统的制度变迁不同,农村土地流转不是要替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内的各种制度的改变和重新界定的过程,从而提高农户福利水平和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农村土地流转过程虽然是农户自发进行的,但是土地流转具有政治性,需要得到国家的支持,国家在土地流转制度的制定和决定土地流转的方向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政府对土地流转从初始的否定、压制到逐渐接受、默许、支持,直到下发相应文件进行推广,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施。农村土地流转有利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农村土地流转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减少了农村贫困。农户是否进行土地流转取决于农户对流转土地所能带来效应的判别。如果进行流转(包括转入和转出)的效应大于不参与土地流转的效应,那么农户选择土地流转。本文基于制度变迁的需求理论和供给理论构建解释农地流转诱因的微观模型；然后采用一种非实验评价策略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和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在2010年和2012年收集的21个省的5814户农村家庭数据,识别了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并评估福利效应；接着基于匹配样本,分析不同农户生产行为下(转入土地和转出土地农户)的农业政策作用机制；最后给出本文结论和相关的政策建议。研究结论表明：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农户对土地供给产生的需求和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对土地需求产生了需求,二者共同作用对土地流转制度产生了需求,而最终土地流转又得到国家的支持。在土地流转中,户主特性、家庭特性以及村庄特性等会影响农户的流转流转行为,并且转入土地和转出土地都会增加农户收入水平和减少农村贫困。对不同生产方式的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也有所不同,如教育、宏观经济环境、地理位置等。针对以上结论,国家应该推进农村教育体制改革,鼓励土地制度改革与金融领域相结合以及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市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