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维位于非洲东南部,是个国土面积狭小、人口众多的内陆国家。该国正好处在东非和南部非洲地区的“走廊地带”,因而,战略地位极为重要。非洲第三大湖“马拉维湖”位于该国境内,其邻国包括赞比亚、津巴布韦、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和南非。早在16世纪晚期,声名显赫的“马拉维王国”就在此建立。17世纪至19世纪中期,该王国经历了鼎盛、衰落和灭亡的发展过程。1891年,英国在该地区建立起殖民统治。经过长期的政治演进与反殖斗争,最终,马拉维于1964年取得国家独立。英国的殖民统治带给马拉维某些积极意义,使其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国家。然而,它也给该国带来深重的灾难,留下两个需要长期解决的核心问题：一是,安全问题。英国殖民当局所划设的殖民边界,形成马拉维的现代国家版图。同时,历史遗留问题也造成该国同周边国家存在边界领土争端。这给马拉维的国家安全带来严重威胁。此外,最为重要的问题是,该国缺乏通往海洋的出海口。马拉维的货物必须依靠南非、莫桑比克、坦桑尼亚三国的国际港口进行中转。因而,该国外交长期陷于被动,国家安全受地缘政治的影响较大。二是,发展问题。英国殖民当局为马拉维确立的现代国家雏形,导致其国土狭小,资源贫乏,人口稠密,进而造成其经济压力较大,国家较为贫困。同时,英国在其境内强行推广烟草、茶叶、咖啡、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这种畸形的经济制度给马拉维带来诸多经济问题。其中,包括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较大、容易受到大国的经济压榨等。时至今日,农作物出口依然是该国经济的主要支柱和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因而,减贫和发展仍是该国各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1964年,马拉维取得国家独立。安全和发展就成为马拉维外交所要解决的两大核心问题。本篇博士论文之所以选择马拉维这个内陆小国作为个案,进行对外关系方面的研究,主要是该国外交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意义。其一,普遍性方面。非洲地区除了南非、埃及、尼日利亚等几个“大国”之外,几乎都是小国或弱国,其外交都面临“小国无外交”的困境。作为内陆小国,马拉维亦是如此,并且更为明显。其二,特殊性方面。独立初期,马拉维奉行亲西方、亲白人政权的“现实主义”外交路线及政策。这同非洲国家、非统组织奉行的“泛非主义”外交路线完全相悖。同时,马拉维同周边国家、非统组织的关系恶化,该国还反对社会主义、敌视伊斯兰国家。这在整个非洲大陆是极为特别的个案。因而,马拉维现实主义外交的研究,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独立初期,面对本国安全和发展的基本国情、周边地区的政治形势、美苏冷战的国际环境,海斯廷斯·卡穆祖·班达总统同内阁部长们在本国的外交路线及政策制定方面产生严重分歧,且完全对立。实际上,这种政治分歧可以追溯到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当时,为了争取民族独立,马拉维的政治精英同班达博士在此方面达成妥协。独立以后,他们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一方面,内阁部长们追随非洲地区的政治浪潮,推行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的“泛非主义”外交路线；另一方面,班达总统立足于国内外局势的判断和国际政治本质的考量,奉行亲西方、亲白人种族政权的“现实主义”外交路线。这两种外交路线的冲突和博弈,是理想与现实、道义与利益的激烈碰撞。经过“内阁危机”的政治博弈,班达总统逐步确立起其在马拉维的政治统治地位。马拉维对外推行“现实主义”的外交路线及政策,直至民主化时代的到来。冷战期间,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存在于南部非洲地区,该地区的国际关系极为复杂。班达总统早年在美国、英国的留学及生活经历,使其对国际政治有深入的认知。他通过对本国国情、地区及国际环境的分析,为马拉维确立起“现实主义”的外交路线及政策。这种外交路线迥异于非洲其他国家,旨在最大限度地争取本国的国家利益,而非追随“泛非主义”所获取的声誉或道德。冷战期间,班达总统在南部非洲地区的各种政治力量之中进行游离和穿梭,见风使舵,为本国争取到了很多国家利益。虽然班达总统时常遭到非洲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指责和谩骂,但不可否认,他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他通过“现实主义”的外交,将马拉维的小国外交发挥到极致。面对该地区的种族主义问题,他反对毫无效果的制裁手段,并提出“接触加谈判”的现实主义解决问题的理念。马拉维是各种政治力量在该地区进行博弈的“缓冲地带”,该国“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的变化,随时进行灵活而务实的调整。以至于有的非洲国家领导人认为班达总统是个“怪人”,马拉维外交政策难以捉摸,前后矛盾。20世纪80年代,地区和国际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马拉维外交陷于困境,开始承受西方国家给予的巨大压力。这时,南部非洲地区的政治形势出现新动向,经济合作成为主要潮流。因而,马拉维适时调整该国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努力改善其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重返非统组织及非洲国家的怀抱,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并参与“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东南非优惠贸易区”的创建工作。同时,保持同地区大国“南非”的合作关系,以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1994年,马拉维进入政治民主化时代。这时,该国的外交不再是总统的独自工作,而是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其中,包括民主政治、地区主义、全球化等内外部因素。同时,马拉维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各不相同,其外交政策的周期性变化明显缩短。民主化时代,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增大,马拉维外交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面对生存和发展的问题,马拉维在保持同西方国家传统关系的同时,逐渐重视同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合作。为进一步挖掘本国的外交资源,马拉维可以利用民主政治、伊斯兰教、经济作物、旅游文化、市场和劳动力等因素,积极推进本国外交途径的多元化,以争取更多的国家利益。本文既是一篇南部非洲国家“马拉维”半个世纪的对外关系史,亦是一部以“马拉维外交”为视角的南部非洲国际关系史。通过这篇论文,冀望对马拉维国家外交、南部非洲国际关系能有深入认识,也期望对其他非洲国家外交能有所借鉴和思考。